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山水情怀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山水情怀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在中国的文坛史上似乎并没有很深的被人们所了解，既没有唐诗的繁荣也没有宋词的华丽，更没有元曲的千古流唱，但是魏晋的文学在总的特点上突出了淡雅，清新，和崇尚自然的特点，这主要就表现在山水诗上。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一代诗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期，也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期，当时许多文人都逃避现实把自己沉醉在山水美酒之中，他们具有叛逆精神，叛逆精神中崇尚自然，顺情任性的合理内核。这儿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纵诞不情，这被人否弃。如元康之放遭乐广讥贬（《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竹林七贤论》），①戴睦写文章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第二种是调和名叫与自然，以自然为高，而又寄身名教，仕途。这主要是那些“居官而无官官之事”的名士文人。第三种是继承稽康，阮籍真精神，否弃事俗，以自然为理想，走顺情任性的审美人生之路。这主要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文人的选择。
    而魏晋南北朝文人崇尚的自然犹以山水情怀最为典型。山水是指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景物。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生活 、思想 、写作都与山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时期，山水美被发现和重视，隐逸思想加深了文人对山水的喜爱，“性爱山水”成了文人的口头禅，“枕石漱流”成为隐逸的代名词。
一 、魏晋南北朝人认为自然景物的变化能引起人的感情波动，引发创作欲望。
 陆机《文赋》：②宁中区以玄览，贻情志于典境。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倏于芳春。心稟禀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刘勰认为创作的起因，是“情以物倦，辞以情发”，他特别强调自然景物对创作的影响。他甚至认为“山林土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原之所以能写出杰出的作品，也是得力于“江山之助”。自然景物、人生遭际皆能触动诗兴。③梁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师苑英华书》：“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喧风至。”伏挺《致徐勉书》: “秋风四起，园林易色，倞夜寂莫，寒虫吟叫。”萧子显《自序》：“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燕初莺，开花落叶。”皆言自然景物能感发文思之作。从实践上看，魏晋南北朝文中也颇多描写四时风景的篇章。晋傅玄《历九秋篇》：“盛时忽逝若颓，寒暑景革御景回，春荣随风飘摧，感物动心增哀。”齐王融《求自试启》：“臣闻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风荣，临年共悦，夫唯动植，且或有心，况在生灵，而能无感？”皆以自然景物为点缀，还有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吴均《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 、《与顾章书》更专力描写山水之美，以山水之美来亲托情思。
二、山水可娱悦心灵
我国古代文人很早就表现出对山水的喜爱。孔子就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话。魏晋南北北朝时期，士人盛谈玄学、佛理，崇尚隐逸思想，他们认为从山水中能体验出玄学、佛理，山水是玄学 、佛理的客观对应物，大量的山水诗正是这种认识的产物。山水又是隐逸的最佳场所。所以此时的文人表现出对山水自然风景的特别喜爱，许多达官贵人也标榜“性爱山水”。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人的生活 、创作和思想都弥漫着山水气息。④《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许多士人从小就受到老庄、隐逸思想的熏陶，在这种坏境中长大。即使长大做了官，这种思想已根生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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