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探索古代知识分子的异化

 从《儒林外史》探索古代知识分子的异化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它的中心是猛烈抨击科举制度，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祸国殃民的罪恶。作品生动的描绘和深刻剖析了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利欲熏心、疯狂追求科举功名的可耻面貌和肮脏灵魂；狠狠鞭挞了封建社会昏庸无能、残忍的程朱学和封建礼教。
 作者以当代的儒林士子为描写对象，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惟妙惟肖勾勒出各类封建知识分子的形象，为我们再现了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的百丑图。全书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八股取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人格的残害，呼唤文人从禁锢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再生独立人格。因此说《儒林外史》的出现，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
 一、《儒林外史》的成功与其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表现有直接的影响。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后来又自号秦淮寓客，晚年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县人。他出生于清初一个很有名望的大家族，后来家境衰微。他自幼才识过人，从小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他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翻阅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喜欢阅读“稗官野史”（小说之类的书籍）。他的造旨很高，诗词歌赋“援笔立成”。他是个性格傲岸、厌弃功名的人，曾多年随父  游大江南北，养成了不善治生而好慷慨施舍的性格。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衰微，是二十三岁的吴敬梓开始窥见官场斗争的现实，认识了人世间的真面目。再加上道貌岸然的族人为侵夺他的家产大打出手的本相，使他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第一次有了亲身的体会。他“遇贫即施”，被族人看做败家子，饱受冷遇。三十三岁那年，同样受到达官显贵们的奚落和侮辱。由于久经世态炎凉，他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安于贫困，极为鄙视功名中人物。长篇巨著《儒林外史》就是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写出来的。这充分的表现了封建社会里一个进步人穷知识分子凛然的傲骨和坚韧的毅力。
 吴敬梓的思想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他从小生长早“科举世家”里，受着封建的正统教育，很自然的要走科举做官的道路。但考取秀才后，便逐渐的醒悟。他不愿意在枯燥无味、束缚人的八股文之中讨生活，而喜欢在真正的文学创作诗赋词章上下功夫。他写诗作文，批判考官死把着八股取士的尺度，排斥一切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他痛恨八股取士如仇敌，对愈是做得精巧的愈是痛恨。三十六岁时他“以病”辞却“博学鸿词”科的廷试，用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南巡”，士大夫都去夹道拜迎，他却不予理睬，表示了对最高统治者的极端蔑视。他继承了清初进步家谴责科举八股的传统，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见闻，以讽刺的笔刃勾勒出儒林群丑的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八股取士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那么什么叫八股取士呢？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考八股文选拔自己的忠实奴才的一种制度。它源于隋唐，隋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治管理官员，这一制度本身肯定了士子的道德与知识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和商人的财富，因而对巩固封建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士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跻身仕途，对于深受政治型文化熏陶的士子来说，无疑是一条最现实、最有诱惑力的人生道路。但是也必须看到，科举取士更偏重与考察士子的知识和写作能力，而对士子的品行则很难作出明确的评估。唐代科举还有推荐这一措施，从某种意义上对士子的品行也给予了评价。到了明清，八股取士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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