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诗与酒看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爱酒，《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直言对杯中之物的喜好，他一生过着很孤独的生活，不常和宾客周旋，可是一看见酒的时候，纵使他和主人不认识，他也会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陶渊明在做彭泽县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禾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清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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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诗与酒看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爱酒，《五柳先生传》中自称“性嗜酒”直言对杯中之物的喜好，他一生过着很孤独的生活，不常和宾客周旋，可是一看见酒的时候，纵使他和主人不认识，他也会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陶渊明在做彭泽县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禾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清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禾秫，五十亩种粳。”饮酒是他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因为酒，使陶诗绝然不同于东晋文坛玄言乏味的形式主义文风，也因为酒，使自我展现出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陶渊明之饮酒，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颜延之所云“性乐酒德”。是性格使然，别无他意，他忧时饮酒，乐时亦饮酒，悲时饮酒，喜时亦饮酒；二是萧统所云“寄酒为迹”即陶渊明藉饮酒以忘忧避世，通过饮酒“回归自然，返真还淳”，追求心灵的超然净化，追求灵肉的完美和谐，追求超脱物外的生命意识。 一、酒聊自恃——自我慰藉，自我陶醉 好酒之风，盛于魏晋，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陶渊明之“性嗜酒”并非偶然，此前的‘竹林七贤’个个都是‘肆意酣畅’，其中阮籍、刘伶诸人更是以酒为命，纵酒成癖。阮籍沉酒忘命，连母逝居丧也举杯不停，常常酒后驱车乱驰，途穷恸哭而返，刘伶更是一个酒徒，成天烂醉如泥，时时刻刻狂躁不安。王瑶先生认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迫害的逃避是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人士饮酒的最主要原因”。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东晋和刘宋之交，是历史上阶级矛盾最激烈，社会最动荡的时期，“官以贿迁，政刑缪乱”形成了所谓“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陶渊明认识到当时的反动统治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他看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行止千万端，谁知是与非”（《饮酒》）他碰到了一个黑暗的时代，理想的梦幻注定会如现实的泡沫湮灭无声。陶渊明不愿随波逐流，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却无力进行斗争，只好洁身自保，隐居田园，“浊酒且自陶”。 社会黑暗与政治迫害，在漫长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都存在着，且越到后期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手段更加残酷，而各个朝代的文人并没有像魏晋之人那样沉溺于酒中，反而是盛唐开明时期，社会氛围宽松，出了不少‘饮如长鲸纳百川’的酒徒。可见，饮酒与现实的黑暗腐败，政治迫害并无必然的联系。历史上虽有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的“举杯邀明月。”但酒中展现的是诗人的豪放与浪漫。而陶渊明的酒却略显一丝苦涩，是出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苦闷，是出于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所造成的，彷徨而无所依附，唯“浊酒聊自恃。”陶渊明出生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不是豪门士族，在政治上不会受到重用，他一生没出任过任何要职，也不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是一个“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不慕荣利”、“质胜自然”的人，与阿庚逢迎，尔虞我诈的官场很不适应，他感到出仕是“以心为开役”，所以，在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的十三年中，他时隐时仕，陶渊明饮酒虽主要是为了逃避政治，但却没有一丝再次投身洪流的政治动机，他的饮酒诗中透露的也是叹行役、倦宦情、念园林的思想感情。由此可见，酒于陶渊明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逃避政治的外在手段。他甚至说自己死后将会为在世“饮酒不得足”而遗憾，由此看来，饮酒是陶渊明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他竭力用饮酒来麻醉自己，在这荒谬的时代，虚无的人生，唯酒可以依靠。生命短暂，不如及时行乐，乐天知命。 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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