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
作家北村说过，文坛是由声音构成的。毫无疑义，李锐已经凭借自己一系列坚实而隽永的小说合成了一个独特的声音，嘹亮又寂寞地回响在中国当下的文坛。而一个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实现与同行成功区分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地增强他发出声音的强韧精神穿透力与独在的恒久形式魅力。他必须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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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锐《银城故事》“生命的歌哭” 作家北村说过，文坛是由声音构成的。毫无疑义，李锐已经凭借自己一系列坚实而隽永的小说合成了一个独特的声音，嘹亮又寂寞地回响在中国当下的文坛。而一个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实现与同行成功区分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地增强他发出声音的强韧精神穿透力与独在的恒久形式魅力。他必须为自己的写作设定难度，在一次又一次的创作中，实现精神与艺术的攀援与突进。李锐就是这样的一位有着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的作家。 在《银城故事》中，李锐为我们提供了题记“在对那些漏同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之中。” 有此可见，李锐不只是不想恢复所谓的历史原貌，也不仅仅想解构所谓的正史权威性注绎。他最想凸现的是，历史长河中种种生命形式与不安分的内心挣扎图象，在凸现这些生存图景的同时，把一切本应该为人这个目的服务的东西，即人类文明包含的一切元素，历史理性，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还有现代性革命一齐无情地推向灵魂审判的席位。 让我们随着叙述者浸满疑惑而温润的双眼舒缓移向1910年秋，去打量那个叫“历史”的东西，还有历史之外永恒的人生起伏与存在煎熬。 一、陷入困境 历史是消逝了的现实。李锐这部小说通过对苦难的现时回访来洞悉存在的某些隐痛，清晰地揭示了生命内在的诸种沉疴。与其说，它给我们出示了革命语境下的个体内心挣扎与心灵真实，不如说它给我们出示了人类本身的欠缺与不完美及人在这种欠缺与不完美所带来的苦难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样小说就成功的把个体困境与人类困境连接起来。 一个异域青年，受着与其父亲同辈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精神感召，远赴东瀛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熏陶崇武的革命理念。学成之后，他毅然来到东土，等待他是最能成为革命者的两大事件：暗杀与被杀。随着暗杀与被杀的接踵而来，小说开始掀起了这场最终胎死腹中的革命暴动的序幕。在革命青年的坚毅面庞与铿锵步伐的狂浪中，流淌着一段长长的他自认为不合适宜的如情似水，他就是欧阳朗云。我们知道，革命实行的是无欲则刚的人性法则，它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绝对遵守革命权力意志下的行为伦理：排除一切个人情感干扰，无条件服从革命命令。但小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根本做不了职业革命家，让他这样一个生性儒弱而易冲动的青年投入一场革命，这本身是性格的悲剧。这多少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铸剑》中那个被捣夜的老鼠拨弄得一惊一诈的眉间尺，欧阳朗云分明就是眉间尺隔代的回响，他们命定要用自己单薄的身体与多情的心灵去背负无法背负的宏大使命。尽管如此，我们丝毫不能责怪欧阳朗云义无返顾地投入革命的举动，因为生存方向与献身理想的需要是人的存在本能之一（弗洛姆）。无奈的他感到了荒谬，但是他从来没有对革命本身感到荒谬，只对由革命行为带来的一系列处境感到难以理解。终于，他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自首归案，投入了死亡的黑幕。自首这一人性举动固然给了我们一种无言的哀伤与感动，同时再次佐证了他脆弱的内心与投入革命的方向性错误，而且他的这场暗杀不符合革命暴动的总体要求。 秀山芳子，一位美艳而善良的日本女子，与欧阳朗云紧密相连的一个小说人物。“女人无法抗拒任何呼唤她受惊灵魂的声音。”在学生结业祝酒会上，欧阳朗云毅然而迅猛地拿起尖刀把自己的右手钉在了榻榻米上，芳子被这样的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而昏厥倒地。她扑向了那张流血的手掌，这是受惊灵魂的本能反应。这一刻，她飞身跳下了情感的悬崖，然而悬崖之下没有人托住她飞翔下坠的身体。一个偶在的机缘，她来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李白﹑苏轼﹑李清照的中国——一个充满着诗性隐喻的国度，也终于有了与欧阳朗云同事的事实。但是她把对他的一片衷情深深地掩埋起来，最后由那颗没有计算好的炸弹给了意想不到的勇气并忘情地投入他的怀抱“欧阳君，你为什么宁愿死，也不愿意要我……为什么？”“欧阳君，我 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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