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教唆犯及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典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教唆犯是以劝说、利诱、授意、怱涌、收买、威胁以及其他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意或者虽有犯意但不坚定的人，使其决意实施自己所劝说、受益的犯罪，以达犯罪的目的的人。因此教唆犯的特点是，本人不亲自实行犯罪。而故意教唆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行犯罪。成立教唆犯需要具备以下条件：１、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即被教唆的人）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否则不成立教唆犯，而成立间接正犯。２、必须有教唆行为，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即用各种方法，教唆他人去实行某一具体犯罪。教唆行为的实质是引起他的犯罪故意，被教唆人进而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则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教唆犯实施了教唆行为，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则教唆犯于被教唆的人不成立共同犯罪，但教唆犯仍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教唆行为的形式没有限制，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示意性的动作。教唆行为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劝告、嘱托、哀求、指示、利诱、怱涌、命令、威胁、强迫等。但如果威胁、强迫达到了使被教唆的人丧失意志自由的程度，则成立间接正犯。教唆行为必须是唆使他人实施较为特定的犯罪行为，让他人实施完全不特定的犯罪的，难以认定为教唆行为。但是只要所教唆的是较为特定的犯罪，即使该犯罪的对象还不存在，而是以出现对象为条件的，也不失为教唆行为，如教唆怀孕的妇女在分娩后杀死婴儿的，也成立教唆行为。另一方面，教唆行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就具体的犯罪时间、地点、方法、手段作出指示。３、是主观上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教唆犯只能由故意构成，过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故意的内容包括：认识到他人尚无犯罪决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引起被教唆者产生犯罪决意，而希望或放任教唆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教唆犯的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教唆犯的认定应注意以下事项１、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定教唆罪。如教唆他人犯杀人罪的，定杀人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则定为放火罪，如果被教唆的人将被教唆的罪理解错了，实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时超出了被教唆的之罪的范围教唆犯只对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担责任。２、对于间接教唆的也应按照教唆犯处罚，间接教唆是指教唆教唆者的情况，例如，甲教唆乙，让乙教唆丙实施杀人罪，甲的行为便是间接教唆，也应按照教唆犯处罚，即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因为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教唆行为本身也是犯罪行为，故教唆他人实施教唆犯罪的，仍然是教唆犯。３、当刑法分则条文将他人实施特定犯罪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时，对教唆者不能按照所教唆的罪定罪而应直接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定罪。
对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刑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罚教唆犯应当注意以下几点：１、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在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以及没有被教唆的人虽然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但在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教唆他人犯罪因而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主次作用来处罚。如果其主要作用的，就要按主犯处罚，如果其次要作用，则按照从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２、如果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这是因为选择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作为教唆对象，即说明行为人的恶主观恶性严重，又说明教唆行为本身的腐蚀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理应从重处罚。另外，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也是上述规定的政策理由，所应注意的是，对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这一规定，应根据教唆的成立条件以及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理解。３、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情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教唆未遂”。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通常包括以下情况：被教唆的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的人虽然接受教唆，但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是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并不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所致，被教唆的人虽然实施了犯罪，但所犯之罪的性质与教唆犯所教唆之罪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上述情况下，教唆行为并没有造成危害结果，故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上述情况，只是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基本情况或简单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远比上述情况复杂，如共同犯罪与犯罪形态交织在一起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及承担刑事责任呢，对此我国的刑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实际情况就变得复杂，如在共同犯罪中其中一人犯罪既遂了，其他人并没有符合既遂的条件，是否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既遂，而既遂和未遂的刑事责任是不同的，本文认为，只要共同犯罪中一人使犯罪既遂的就应认定整体既遂，也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其中一人使犯罪既遂了，全体共同犯罪人就应承担既遂的罪责，对其他共同犯罪人不需要考虑犯罪为完成的问题，而应根据作用的大小区分住从犯的问题，下面的实例就可以说明问题，甲某和乙某共同预谋杀害丙某，甲乙二人在共同实施杀人的犯罪过程中，甲某刺中丙某的心脏，致使丙某死亡，乙某紧紧刺中丙某的大腿，并非致死原因，但乙某作为共同犯罪人之一，也应同甲某承担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而不应因为乙某仅仅刺中丙某的大腿，不是直接致死原因，就认定为共同犯罪未遂。还有，在复杂共同犯罪场合，除实行犯以外还存在着教唆犯和帮助犯，那么再犯罪既遂和未遂的认定上，是应以实行犯为主还是以教唆犯和帮助犯为主呢？刑法典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本文认为；共同犯罪是否既遂及承担刑事责任应以实行犯为主，具体情况应按下列方式处理：1、如果实行犯实行犯罪既遂的，教唆犯和帮助犯也就应按既遂犯处理，2、如果实行犯实行犯罪未遂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也是未遂犯，就应按照刑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在犯罪预备的场合，因为还没有人着手实行犯罪，实行犯实际上还没有出现如果打算实行犯罪的人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着手的，属于预备犯，其帮助犯也属于预备犯。对教唆犯是否属于预备犯，应当按照教唆本身未遂的情况，就是刑法典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承担刑事责任，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看，从轻、减轻处罚也比较合适和可取。
在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问题上，犯罪未遂的情况显得还比较简单，如果在共同犯罪中，如果有一部分共同犯罪人发生了犯罪中止，有一部分不愿或者没有中止的情况就显得更为复杂，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尤为模糊，比如，甲乙丙三人共同预谋实施盗窃，在实施作案时，甲感到害怕不干了，乙和丙不同意执意要继续犯罪，对于这类共同犯罪中出现部分停止犯罪、部分不停止犯罪的情况，犯罪中止的成立直接影响到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承担，在共同实行犯罪的场合，其中有部分共同犯罪人要成立犯罪中止的，必须有效的阻止其他犯罪人把犯罪实行到既遂。如果实施了阻止其他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但是没有成功地，即还是按其他犯罪人的犯罪意图把犯罪实行到既遂的，仍应认定为成立犯罪既遂，因为没有确实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以成立犯罪既遂，在承担刑事责任时，应按犯罪既遂承担刑事责任。对部分停止犯罪中止行为的效力，只及于中止者本人，不及于其他的共同犯罪人，如甲教唆乙杀人，乙接受甲教唆后进行了犯罪的准备，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犯罪，以单独成立犯罪中止，并且中止犯罪的效力只及于他本人，不及于教唆犯甲。甲便不成立犯罪中止，同理，乙着手实行犯罪的过程中，比如正在掐被害人的脖子时对被害人长生怜悯之心，自动放弃了犯罪，乙就成立犯罪中止。刑事责任的承担就应按照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没有造成损害的，应但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但需要注意的是，实行犯单独中止的效力不及于教唆犯，甲则成立犯罪未遂。如甲乙二人共同预谋劫机外逃，购买了刀子、仿真手枪、航班机票等，并且进行了演练，在临登机前，甲感到害怕，就到公安机关自首了，公安机关根据甲的举报，将已抓获。甲的中止行为具有有效性，成立犯罪中止，但其中中止的效力不及于乙，乙则构成犯罪预备，是预备犯，按预备犯的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在刑法中为完成犯罪和共同犯罪属于犯罪的特殊形态，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把共同犯罪和犯罪形态理清，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否则，其刑事责任的承担就会变得尤为复杂，例如，李华等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案。马双纠集李华、魏嘉等人强行将被害人汪某（女，22岁）带至某宾馆，进入以魏嘉名义租用的客房，马双、李华魏嘉等人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迫汪某脱光衣服站在床上，并令其当众小便和洗澡，随后，被告人李华对汪某实施了奸淫行为，在发现王某又月经后停止奸淫，被告人魏嘉见汪某又月经在身，为实施奸淫，而强迫汪某采用其他方式使其发泄性欲。约一小时后，李华和魏嘉等人又对汪某进行猥亵，直至发泄完性欲。因此，在其承担刑事责任之前首要的就是，究竟是构成强奸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二罪，还是其中的一罪，魏嘉的行为是否成立强奸犯的犯罪中止？这都是承担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轻重的前提。按照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魏嘉帮助他人犯罪既遂，就应当按照既遂犯处罚。在我国对这样的问题屡次发生纷争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中国共犯制度特点的了解。在外国分类的共犯制度中，根据行为分为正犯与帮助犯。尤其是在强奸这类所谓的“自手犯”、“亲身犯”方面，强调必须有严格意义的实行行为才能成立“正犯”，否则只能是“帮助犯”（从犯）。按照外国的这种共犯制度，应当承认魏嘉有自动放弃（中止）“实行行为”（正犯行为），成立“正犯”之犯罪中止。仍属正犯，享受正犯中止的待遇，但不能享受从犯比照正犯减等处罚的待遇。在我国的共犯制度中，不以有无实行行为划分共犯人的种类。因此不存在所谓正犯中止的问题。而是根据实质作用大小分主犯、从犯。因此无论是实行犯还是仅有帮助行为的帮助犯，都随共犯的整体进展而确认犯罪的形态，共同犯罪由一人实行既遂了，其他没有实行行为的人，也随之成立既遂。其中某一位共犯人放弃了预定的实行行为，没有单独评价为实行行为终止的意义和必要。这可以作为在共同犯罪（比如强奸）中作用大小的依据予以考虑，成为认定为从犯的重要事实根据。换言之，分类的共犯制度看重的是有无实行行为的区别，即看重正犯与帮助犯的差别，帮助他人强奸而未亲自实行强奸的，永远是帮助犯（从犯）不可能成为正犯。放弃实行行为具有独立评价的意义。而在中国的共犯制度中，看中的是作用大小，有无实行行为，也通过“作用”来落实。因其没有实行行为，可评价为作用较小，被认定为从犯，给与宽大。对魏嘉放弃亲自强奸的行为这两种共犯制度其实都考虑给与区别对待的。只不过，在分类的共犯制度中，根据放弃实行行为也就是没有正犯行为，而认为不成立正犯，成立帮助犯，以与正犯区别对待；或者认为虽然成立正犯，但是属于正犯的犯罪中止，通过中止制度给与区别对待。在中国的共犯制度中， 论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三)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