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7 我国社会保险净福利与可支配收入之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条重要结论：
第一、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主要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造成的，且前者是主要原因。
第二、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是由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扭曲和再分配不足造成的，且前者是主要原因。
第三、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扭曲主要是由于“劳动报酬占比”和“财产收入占比”下降造成的。而再分配不足则主要是由于居民部门收入税负加重和社会保险净福利下降造成的。
（二）政策建议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
各级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与税收政策，引导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外需推动向内需拉动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加大教育等人力资本支出，建立与新型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相匹配的劳动者职业教育体制，加强劳动者技能素质培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奠定基础。
2、完善劳动保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由于劳动者相较资本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地方政府应当有效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与当地劳动保障部门以及工会、企业联合会等非政府组织对劳动者工资水平进行评估，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速度、物价指数、生活成本等因素及时调整工资标准，保证工资正常增长，确保广大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促进金融深化，完善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增加适合普通居民的投资渠道与投资工具。与之同时，应当完善国有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与管理办法，将部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分配给劳动者群体，真正体现国有资产收益的全民共享性。
4、完善个人所得税制与社会保障，改进再分配机制。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与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加大税收对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与之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保障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与基本权益。改变单一“以GDP论英雄”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将“民生工程”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环节，使地方政府支出向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领域倾斜,这不但起到一定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同时还能减弱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消费。
5、调整国民收入格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
要启动内需，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比重，必须要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首先政府要大规模持续地减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美国曾在8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对经济的刺激效果非常明显，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于要反腐败、反垄断。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说法，中国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因为腐败和垄断造成的，而来自市场本身的因素并不大。比如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问题，而权钱交易、权力市场化导致了一个官僚暴富阶层。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其次，要突破城乡二元体制，改变农村居民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最后，在财政税收制度上，要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酝酿开征财产税、遗产税。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所有政府收入要进入预算管理，所有支出要由人大通过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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