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硕士范文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美国的国内制度结构构造(structure)了联邦政府进行国际经济决策时的各种战略考虑和利益诉求,制度的变迁决定了国际体系、国家政权和国内社会三者之中,究竟何种力量能在决策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本文认为,以国家一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国内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决定了美国政府如何制定和调整国际经济政策来回应国际体系的机遇与挑战,而国家一社会关系由主要通过直接进行政策制定的行政一立法部门的关系体现出来。

美国的国家一社会的关系,政府内部的权力分立,以及微观决策系统的设计,都具有独特性,这种制度结构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通过国际经济政策来回应国际体系与国内社会压力的方式也具有独特性,不理解美国的国内制度特点及其变迁,将无法全面理解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和行为。由国家一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国内制度结构在三个方面塑造了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制定:首先,它影响了决策权力的分配,政策决定权究竟是在国家政权手中,还是被国内社会力量所控制,换言之,它影响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中的自主性(autonomy)问题;其次,它影响了政府政策回应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变化的方式和快慢,即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究竟是以更快更强有力的方式来回应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还是回应国内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再次,它影响了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即国家利益究竟是更多的表现为社会中特殊群体的利益还是全体国民的总体利益,是以短期即时利益还是以长远战略利益表现出来。而由于国家-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行政一立法两大部门间的制度关系,上述三种影响又具体是通过府会关系表现出来的。

根据所建立的这个理论模式,本文在分析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时,得出了一些结论:

第一,当美国呈现强总统、弱国会的制度结构时,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通常能对国际体系的结构进行战略性的回应,因为总统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时它不容易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制约。而国际体系不同性质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构成不同的刺激。首先,从权力结构角度看,美国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霸权地位时,能够刺激美国采取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从相互依赖的程度上,经济相互依赖越高,美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民族主义的难度就越大;从国际制度的角度看,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化能够抑制美国改变政策的能力。

第二,当美国呈现弱总统、强国会的制度结构时,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将反应迟钝,而是对国内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反应更加敏感,因为国会内部的单个议员都只代表选区利益,而且国会采取单个议员一人一票的决策方式,这种决策方式背后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会使特殊利益而非总体利益成为国会最终决策的首要依据。国会出于强势地位时,美国的国际经济决策容易对特殊社会利益低头,通常而言,支持保护主义的、而非支持自由主义的社会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因此,国会处于强势地位时,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更容易对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利益受损的社会集团产生妥协。本文通过对两个时间段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方向的调整的分析,进行了案例研究。在第一个时间段中,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己经成长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为了获得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更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根据体系中心论,美国应该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而事实上在伍德罗·威尔逊时期,美国也确实这样做了,但为何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最终宣告失败?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强国会和弱总统的制度格局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被国内社会支持贸易保护的一小部分特殊利益集团所掌握,美国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对国内社会特殊利益,而不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整体利益的反应。直到应对大萧条的需要在美国国内缔造了一个强势总统,这种制度上的变迁,使得美国的总统和行政部门能够抑制国内的特殊社会利益,对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和利益进行正确回应。

在第二个时间段中,美国从70年代初期,改变了其坚持了长达40年之久的自由贸易政策,虽然贸易保护的政策时有出台,但美国又没有完全倒推到19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中,而是形成了一种公平贸易的政策。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从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制度结构又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制度变迁,国会的权力重新扩张,总统的权力再次呈下降趋势。这种制度变迁的结果使得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的双重力量都能在联邦政府层面表现出来。而无论在国际体系还是在国内社会,都存在着两股对立的力量。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成为推动美国滑向贸易保护的主要力量,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又是美国继续坚持传统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力量;而在国内层次上,美国社会分化为贸易保护支持派和贸易保护反对派两大力量。这四股力量在新的府会权力相对平衡的制度结构下都得到有效传递,从而加剧了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摇摆,即在一种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中间位置公平贸易的政策方向上滑行。

不仅如此,本文还运用笔者所建立的解释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当下的事实进行了分析,笔者解释了在克林顿政府为何在一任期内能够获得贸易政策的重大成功,但为何在第二任期内为何贸易政策遭到了惨败,解释了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所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在小布什时期,笔者分别解释了该政府为何不能推动WTO多哈回合取得进展,转而实行地区主义政策,以及为何坚持奉行弱势美元政策。在笔者的上述解释中,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约束、国家政权的自主性选择、国内社会的压力性刺激,构成了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调整的三大根本性力量,但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关系,具体表现为行政一立法两大部门之间的制度关系,在整合、传导这三股力量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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