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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通胀问题经常见诸报端，亦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刚刚过去的7月上旬，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CPI同比上涨6.4%的数据，CPI涨6.4%又创35个月来新高，同时，猪肉价格绑架CPI创3年新高也成了一些媒体的突出标题，说到其原因，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货膨胀”。带着这个问题，综合所学的专业，我开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学习，现总结如下：
1．对通货膨胀概念的认识
1．1.通过对专科财务会计的理论学习，我了解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Inflation)的定义，即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
1．2．通货膨胀的类型，根据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公开型的通货膨胀和抑制型的通货膨胀；而根据通货膨胀期间物价上涨速度不同，通货膨胀又可分为温和的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
1.3．从理论上讲，通胀的原因可分为需求拉动通胀、成本推动通胀和固有型通货膨胀等。这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数时候，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
1.4.通货膨胀的效应与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了与所得和财富的再分配、与资源分配、与经济增长、与社会秩序等的关系与产生的连锁反应，其负面影响往往是潜在和巨大的。
2.我观通胀“真问题”
自从中国进入通胀期以来，主流派认为通胀非货币超发所为所使，通胀是“输入性通胀”，是汇率和利率工具运用滞后管理不善，外国热钱大举流入新兴经济体渔利投机的结果。央行针对过剩的流动性问题，谨慎的使用货币工具存准率、利率、汇率“三率”调控货币，尤其“三率”中的存款准备金率，频频使用货币数控工具，使存款准备金率21.5%已达到历史高位，也到了存贷临界或临近存贷极限。
正当遏制通胀举措备受人们所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4月16日在博鳌论坛2011年年会期间接受媒体联合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存在绝对的上限(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存在绝对界限)”。其言论引来随声附和，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沉默。
笔者感到“有趣”，如此专业常识小事，令干大事的人，尤其是主管一国央行的小川行长如此“戏言”了，网上更是出现了不少思辨的言论，更直指央行行长的“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存在绝对的上限(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存在绝对界限)”这一论述，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专业常识错误，对此，笔者比对所学理论，更体会到了通胀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遏制通胀，岂是哪一个人能够一语带过的！
然而，除当时媒体专业人士和国内某些专家学者撰文附和其说法外，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也认为：“收缩流动性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主要还要依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准率不存在极限”。
笔者特意从网上搜索了一番，在《于学军：汇率、利率失真 货币政策仍需适度从紧》文章中就有这样一番论述：“从2002或2003年开始至今，人民币汇率长期被低估，经过两次汇率改革，人民币至今对美元已累计升值近30%。然而即使如此，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没有完全释放，造成全球热钱依旧不断涌进中国，使我国外汇储备剧增，如今却已升至3万多亿美元，引发中国流动性出现严重过剩。”
这是一段语焉不详的话，本应使用热钱流入的统计数据来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剧增”，热钱流入占3万多亿美元的比重，可是，“作为一名长期深入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的于大人，却无法拿出有力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故弄弦虚，使用模糊语言来放大和虚张热钱流入作用及份量，给人造成真实的感觉，实是在为失误的货币扩张政策找托辞和代罪羊。他的“长期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倒像是在诸商业银行频频宴请的酒桌上“嗑嗑碰碰”出名堂来？只要对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稍有点研究的人，对他此番话的解读结论就知道并非是个真命题，这道命题与“输入性通胀”的谬论师出同门，因为，银监会或央行此至对热钱流入的严密监控中，能拿出的说明数字也只不过是“姜建清：我认为热钱是长期存在的限制，这个来历是中国金融危机之后，据中国外管局的报告，近十年来中国每年流入的热钱有250亿美金左右。”还有“去年大概是355亿美元左右”，还有“秦朔：刘总所说的暗含着一个意思，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升与热钱的流入未必关系那么大，我们的资产市场的土热钱，与内部的游资有关。姜局所说，按照外管局的说法，每年300亿左右的资金关系并不大，”见于《热钱流入中国 暂时影响不大》。
由此可见，热钱的潜入，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时点数字余额，估计也不到3万亿美元外汇的1/10，对中国流动性过剩有一定影响，但不构成主要问题，这是明显不过的事情。
于局长关于“存准率不存在极限”的说法，成了小川行长第二，时下高官或精英常犯低级的专业常识错误并非少见，不值一驳，在此不加赘述。
关于时下中国的通胀问题，较多的专家学者都是持乐观预见其走势可控“前高后低”，6月份见底。于局长的“中国的通胀问题可能会出现长期化的趋势”预见，还是比较合乎客观实际，也算是比较明智的说法。
通胀问题是“硬通货”问题，这也就是说是货币超发的问题，货币超发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货币超发的问题，并非一天二天，一年二年的事，远的不说，近十几年来，尤其是近二年多来，扩张性的财政投资，扩张性的天量货币投放，一下引爆了通胀，使原处于缓慢的低通胀通道上的通胀迈上了快速上涨通道形成了高通胀，一下子让民众强烈的感受到难以接受的物价飞涨，纸币出现比较严重的贬值，这也加剧了系统性经济问题，使“发展是硬道理”变得僵化，无缘可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面对增长与通胀，面对天量货币投放的盘口与保持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及增长惯性，“紧”也不能，“松”也不是，于是，发生出“稳健”对应原来的“不稳健”。
然而，正像时下频频见报的通胀负面实际报道一样，实施“稳健”又谈何容易，长期的“不稳健”已挤兑去多少“稳健”的空间，使“稳健”前行几乎是难以想象，货币增量虽比同期增速小，但贷款仍然呈增，且是被动量放，且仍未能满足经济实体的惯性资金需求，尤其是银行面临天量的到期偿还有可能因货币供量受制于遏制通胀高企压力。而有信贷“违约”未偿的坏账风险，尽管银监会重申严禁“借新还旧”，但商业银行那里能“盲从”不违禁的不去理楚和“灵活”应对来转化潜在且天量的贷款“违约”未偿的坏账风险问题。
现实是无奈的，银监会与商业银行都在各施其职，有人在戏台上唱红脸，有人在戏台上做黑脸而已。然而，好在商业银行经过了历史性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银行贷款坏账"剥离"”，从中吸取贷款坏账形成 “教训”。
近几年来，为了防止贷款坏账快速产生，中长期限的贷款比原来拉开了时距，“中”是二年至三年期限，“长”是三年至五年期限，让贷款和偿还贷款周期变得长了一截，商业银行贷款的“坏账”问题也就不太容易在账面产生，即使用不当的“借新还旧”或“展贷”大可延缓坏账贷款的产生问题和风险管理压力，即使成了坏账贷款，连带问责就不是一二个人，而是一帮甚至是全体，法不责众，大家不安大家平安了。
银行经历了这些，是从正面走向正面，还是从反面走向更深的反面，莫道路难走，水更深了。因此，今年以来的货币量放虽未满足经济发展增速和经济实体的资金需求，备受通胀问题狙击，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根紧缩，而是量放未满足需求，增量还是巨大的，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