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极汇率制度论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三种论据，即不可能的三位一体、过度积累未对冲的外币债务及政治时滞。在这三种论据已经被实践部分否定之后，Frankel又尝试着用“可核验性”（verifiability）来构建两极汇率制度论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当政府宣布实行某种汇率制度时，要使这种宣布有公信力，就必须使这种制度简单而又透明，从而公众自己能立刻检查出政府实际所实行的制度确实就是宣布要实行的制度。“可核验性”是指市场参与者能从所观察到的资料中，在统计上推断出政府所宣布的汇率制度确实是实际的制度。它体现了政策的透明性，也是建立公信力的工具，而处于端点上的汇率制度，如完全的钉住制，或完全的自由浮动制，对市场参与者而言最易进行核查。所以，各国会最终选择这些可检查的汇率制度而放弃中间制度。Frankel等人对汇率制度的“可核验性”进行了Monte Carlo仿真检验，结果证实，为核验汇率制度所需要的信息，随汇率制度的复杂程度而增加。而汇率制度的复杂程度，则由所需估计的参数数目来衡量，这些参数包括爬行速率、波动幅度、货币篮子中各货币所占权重等。“可核验性”也只是试图解释两极汇率制度论的一个可能解释。而事实上，连Frankel自己也承认，“端点解”并不是对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它只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某些国家适用。
二、不同汇率制度选择的比较分析
两极汇率制度论的理论立足点主要集中在四点上，即三位一体不可能性、过度积累未到期外币债务、政治时滞困难和“可核验性”上，前三者在前期的理论争论中已经不能使人完全信服。但“可核验性”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博弈分析，它揭示了汇率选择的长期走势，具备一定的科学性。然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究竟应该在汇率选择上实现“极化”还是选择“中间道路”，却不是依据两极汇率制度论就可简单给出答案的问题。正如Frankel自己承认的那样：“端点解”只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些国家而非全部国家适用。事实上，汇率制度的选择，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特定的政策目的、地区性经济合作情况以及国际经济条件的制约等。确定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就要从这些宏观经济目标因素入手。针对“极化”还是“中间道路”的选择，我们从货币当局的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目标角度，借用Edwards的对照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包含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对“极化”条件下“两极”的比较选择，即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对比；一个是“极化”与“中间道路”的比较选择，即浮动汇率制与钉住汇率制度的对比。
1、两极汇率制度中“两极”的比较--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选择
我们假定：货币当局必须在两个名义汇率制即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选择；货币当局要使汇率选择的损失函数的预期效用最小化。损失函数是一个二次方程：
L=E(π2+μ(U-U*)2)；μ>0 （1）
U=Uˊ-θ(π-ω)+Ψ(x-xˊ);E(x)=xˊ,v(x)=σ2 （2）
U*
ω=E(π)+ αE(x-xˊ) α<0, （4）
π=βd+(1-β)ω （5）
其中，U代表失业率， U*代表政府确定的目标失业率，Uˊ代表自然失业率，x是贸易条件和世界利率因素的复合因素，π是通货膨胀率，ω是工资率，d为贬值率。（1）式L为政府的损失函数；（2）式表示若通胀率大于工资增长率，则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3）式表示政府的目标失业率小于自然失业率；（4）式表示厂商在制定工资增长率时是理性的；（5）式表示通胀率是贬值率与工资增长率的加权值。
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d=0；在浮动汇率制度下，d的确定是根据最优贬值规则得出的。
模型的解依赖于决策的顺序，假定工人确定工资先于x、d、π，另一方面，政府确定汇率政策在观察到ω与x之后，政府的目标是使汇率政策的设计满足损失函数的最小化。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模型的解是：
π=0 （6）
U=Uˊ+ψ(x-xˊ) （7）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解为：
d=-△{β2(1+θ2μ)θμ(U*-Uˊ)-μθβψ(x- xˊ) （8）
πFLEX=πFLXED-θμ(U*-Uˊ)+μθψ△β2(x-xˊ) （9）
UFLEX=UFLXED-ψ△β3(x-xˊ) （10）
其中，△ =[β2(1+θ2μ)-β]-1>0，（9）式表示由于政府的失业目标率小于自然失业率，在浮动汇率制下的通胀率倾向于超过固定汇率制度下的通胀率，如果在损失函数中失业率是政府考虑的重点，则当局倾向于采取过度通胀的政策，（10）式表示如果有外部冲击，则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失业率将高于固定汇率制度下的失业水平。 试论人民币汇率制度及其汇率政策4(二)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