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扩大再生产时，主要从资本的角度出发，强调了资本的积累，在论述生产力时，综合提到了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基本矛盾时，更是大力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不仅关系到劳动者、资本、科技，而且把重点放在了经济所有制上。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也是丰富多彩的，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一直到文化宗教、风俗民情、机遇命运，凡影响人类生活的要素几乎无所不包。斯密强调劳动分工的效率，李嘉图重视比较优势，熊比特推崇企业家精神。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解释。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了四代数理模型，试图从计量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给以准确解释和推测。
第一代增长模型试图用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以著名的索罗模型为代表。索罗的模型说明：（1）人口增长率越高的国家人均收入的水平越低；（2）储蓄率越高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越高；（3）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而不是“水平”）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此，当各国知识结构相差不多时（技术可以较自由地转让），我们指望看到增长率的“趋同”。这一结论没有被世界上并存着长期高增长的和长期停滞的经济这一事实所支持。当然，索罗模型可以容纳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有限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可以假设变动的人口增长率，或储蓄率。这些变通可以产生“多均衡”的局面，从而解释各务间长期存在的收入水平的差别。但这无助于解释各国间在收入增长率方面的长期差别。大量的计量研究表明，资本积累最多只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20％，其余80％无法得到解释，索罗将其归于“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更无法解释各国人均收入巨大的差距。根据索罗模型，两国之间10倍的收入差距，必须来源于1000倍的资本数量差距，而30倍的收入差距，其资本数量差距将高达2700倍。我们在现实世界无法观察到如此巨大的资本积累差距。
既然资本积累解释不了长期经济增长，第二代增长模型就从技术进步入手，强调知识积累和发明创造。与索罗模型不同的是，第二代模型不再把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看作神秘的外部力量，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同时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保罗·罗默为代表。虽然这一模型可以相当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解释不了落后国家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因为知识的传播速度实际上非常快，而且许多知识是公开的免费产品，落后国家可以很容易获取。再说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在落后国家殖民、投资，现代跨国公司更是大规模进入欠发达国家。为什么落后国家就不能迅速利用所获得的知识摆脱贫穷呢？
经济学家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人的素质，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这就是第三代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模型，以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的研究为代表。基本结论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落后国家得不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先进科技，而是没有多少人懂得利用知识和先进科技。只有全体劳动者受到良好的教育，知识和先进科技才能最充分地运用。所以发展经济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全民族的知识水平。这就是“科教兴国”战略了。
经济学家再接再厉。他们发现有许多经济增长现象以上三个模型都不能解释：二战以后的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80年代之前的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论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或人力资本积累，这些被人为分开的地区，原本同属一国，差别应当很小，为什么经济增长会有天壤之别？问题的根源是制度。前者实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后者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第四代增长模型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家的制度安排。典型的如诺斯，诺斯1993年的文章交代了他心目中的制度演变基本模型，他提出五个条件做为他的框架的构成：（1）他坚持认为“组织”是制度演变游戏中的“演员”。（2）组织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使组织寻求改善现存制度的刺激。首先是各种组织对获取“知识”的大规模投资。（3）组织所积累的知识反过来对该组织的制度选择产生了“独断”的影响。因为企业家所想象的“利润”大小取决于他对于新旧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后者又受到他所抱“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家们对于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只能被他所积累的“知识”所专断。（4）给定了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和知识的因素后，企业家们的决策受到他们“心灵结构（Mental Structure）”的影响。（5）各项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性”使制度的变化显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和“道路依赖性”。
值得一提的是，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完整地给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只要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不断补缺，就可以尽可能地实现经济的长久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