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范文 中国古代家庭“多子多福”观的经济学分析(五)

nbsp; 45                年龄
 
                         
 图3  古代中国男性农民劳动能力在生命周期内的变化
消耗之后的剩余。
 在幼儿时期，男子的产出能力几乎为0，但消耗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这就表现为其净产出在幼儿时期一直为负值而且不断增加。男子在十几岁时其劳动能力开始显现，产出的能力不断增长，比如放牛，拾柴，种田等。但其产出还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消耗。这就表现在净产出虽然仍为负值，但随着年龄增大在不断地减少。至于在什么时候男子的产出能满足其自身需要，净产出能力开始为正，我们可以从古代的一些制度中得到了解。古代中国的徭役中常以“丁”作为课征的对象。明清时期的“丁”是指年龄在16到60岁的男性。这说明，大概在16岁左右，男子就可以作为成熟的劳动力使用了。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在农村，许多男孩在初中文档后就成了家庭主要劳力。因此，虽然很不精确，但我们仍然大致可以认为：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和家庭内，男子在16岁左右就正式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之一了。这个年龄对于我们下面的分析很关键。
在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考虑怎样生育才是最经济的之前，了解一下古代中国家庭的构成和财产继承制度是必要的。虽然四世同堂的景象是中国人追求的天伦之乐，但历史上中国从来都是核心家庭（即只有父母和子女两个亲代的家庭）占绝大多数。在财产继承方面：
 “一对夫妻生育若干子女后，一般只与已婚的长子生活在一起，其他子女婚后分家独立门户。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有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有五。” [ 邓伟志、徐榕，《家庭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P51]
可以看出：一般而言，父母和长子一起生活。如果父母想保证所属的家庭在其生命周期内经济状况的平稳，那么他们所选择生育的子女数量应该能够满足这样的情况：在家庭的第一个孙子出生时（绝大多数都是长子先有孩子），最小的儿子恰能有净产出能力，这能够保证整体家庭经济状况的平稳。结合我们上面的结论，男子16岁就能增加家庭的净产出。从表4中我们可以知道，第3个儿子能够符合条件。也就是说家庭经济的选择是连续生3个儿子。但这样做时，父亲大概只有40岁，劳动能力还没有显著下降。如果父亲的净产出能够抵消或者超过新生儿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方面的不利影响，那家庭还有另一个选择，即当父亲
 表4  子代的生育过程和净产出能力的变化
亲代 年龄 在家庭的第一个孙子出生时，各自的净产出能力 在父亲44岁时，各自的净产出能力              
父亲 40 42 44 >0 开始下降 
第1个儿子 20 22 24 >0 >0 
孙子 1 0 2 4   
 2  0 2   
 3   0   
第2个儿子 18 20 22 >0 >0 
孙子 1  0 2   
 2   0   
第3个儿子 16 18 20 =0 >0 
孙子 1   0   
第4个儿子 14 16 18 <0 >0 
第5个儿子 12 14 16 <0 =0 
第6个儿子 10 12 14 <0 <0 
的劳动能力开始下降时，最小的儿子恰能弥补这种下降。父亲的劳动能力大约在45岁左右开始较大程度衰减，而最小的儿子此时应为16岁。在表4中，我们可以得到第5个儿子满足条件。结合这两种情况，对于父母来讲，在他们的生命周期内，最经济的选择是连续生育3—5个男孩。
 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分析子女的供给时说过的：子女的性别是不受人为的控制的。因此，事实上极少有可能出现恰能满足上面的最经济的情况。如果说中间生了女孩该怎么办呢？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第1个，或第2个孩子就是女孩，这样的话，能够在父亲净产出能力处于高峰时，尽可能减少女孩劳动能力不足对于家庭经济的不利影响。这要比在父亲净产出能力处于衰退时再有女孩理想的多。而且女孩“早嫁少陪钱”，要生女儿就应该趁早。但即使前面生育的3—5个孩子大多数都是女孩，对于家庭来讲，此时的理性选择也是不能再继续多生了。继续生育只能使父亲所属的家庭在其生命周期内经济情况变得更糟。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比较理想的古代中国农民核心家庭的平均人口数应在5—7个之间。那么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家庭人口平均数 <2 2.00-2.99 3.00-3.99 4.00-4.99 5.00-5.99 6.00-6.99 7.99-8.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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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认真考查我国历代正史中有关户口的记载，不难发现，一些文献资料否认了大家庭占优势的观点，而‘五口人之家’才是我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传统家庭模式。据史学界考证，从西汉元年二年（公元2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有典籍稽考，能推算出较为可信的家庭人口的平均数计71个。这71个数据的平均值为4.95人，标准差为1.61。”[ 潘允康，《家庭社会学》，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P205]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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