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要性(二)

人口12.37亿，其中农业人口9.14亿。占总人口的73.92%，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35%。我国人口年龄构成有老龄化的趋势，这一特征在农村人口中表现的尤其明显。预计到2020年后，农村老年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比城是14.0%-17.7%。 在农村，老年人与其子女一起居住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收入来源和生活料理依靠老年人自己的比例高达50.7%和82.2%。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农村的养老问题会是一个涉及多半个中国的大事件，那么，现实中，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再来看下面数据。1992年1月3日民政部颁布并开始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1992年民政部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武汉市和山东省的经验。1993年12月，民政部江苏省张家港市召开全国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宣布将这项工作推向全国有条件的地区。据统计，1998年，全国已有2123个县（市）和65%的乡镇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有8025人，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4亿元，支出5.4亿元，当其结余26亿元。然而，从1999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加人数一直在减少，1999年8000万人，2000年末6172万人，到2002年年底只有5462万人。这说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行10余年，收效并不理想，虽然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花了很大力气，但就全国而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是参保率低、覆盖面宰，管理也出现一些问题。 社会养老保险的重任是保证全国老年人生活有保障，而农村老年人的比重还有现实告诉我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很大空缺，要解决突发起来的“银色浪潮”，迫切要求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化解养老压力，从更深的意义来说，只有得到完善，才可能有全国的安定与幸福。（三）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我国实施了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财政政策。由于农民占我国人口总数的62%以上,农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农村现实情况表明,由于被生病和养老问题所困扰,农民不愿也不敢将积蓄用于消费。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应该为广大农民提供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农村生产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以家庭和土地为中心的养老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原因是:其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独生子女增多,家庭规模缩小,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其二,农村人口跨地区或跨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在不断提高,而迁移者大多为青壮年,这也使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使得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减缓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就是逐步建立农村小康社会的过程。（四）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备社会养老保险是指个人和家庭以外的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各方面对公民养老或其他方面的保障。 现代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强调要增强个人参与的自我保障意识,但仍以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参与为主体。而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不然。《方案》明文规定,在保险资金的筹集上,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不少地方在实施中还进一步把“个人交纳为主”改为“由个人全部交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这一模式表明,其主体是个人,而不是个人和家庭以外的国家、集体及社会各方面。养老保险或其他保险的性质决定于资金来源的主体。既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以个人交纳为主”,自然就不具有“社会”的性质。故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具有社会养老保险所共有的根本点,是名不符实的。《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保值增殖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直接用于投资。”这种单一的投资渠道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难以实现保值增值,从而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不健全。多头管理、上下级不对口以及临时机构进行代办等现状都极大影响了农保工作的开展。现实中需要完备而有效力的法律，而实际中的制度却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五）土地不能承载农民养老问题的出现和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大趋势的需要在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探索土地(农地)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土地可以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蔡永飞则认为,“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土地制度,同时也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一再延长承包制就是因为这个承包制具有暂时无法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 这种观点客观上默认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合法性,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预设:社会保障是城市(市民)的社会保障,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要靠农村(农民)自己来解决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在现实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除了间断性的扶贫帮困外,医疗、养老等农村社会保障在整个国民社会保障制度中几乎是缺位的。在农村,以土地保障替代社会保障,或者将土地保障视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方式,不仅有违公平,也有违公正。此种观点试图用土地的经济(生产)功能代替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经济行为常常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另外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农民群体的分化对社会保障所提出的新需求。近些年来，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大批农村富裕劳动力开始流入城市务工,形成“民工潮”现象,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但脱离了土地,而且背井离乡,成为城市的“候鸟族”。对于“离土离乡”的农村居民,通常我们称之为“农民工”。   这些农村的“弱势群体”,国家有责任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把他们推给土地保障。现实中土地已不能满足农民养老需要，从养老保险的统一趋势方面来说，尽管由于现在我国城乡差距很大，城乡一体化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在短时间内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统一还不太可能，但是自我国加入WTO后，还有市场经济的需要，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只是时间长短罢了。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打破各种形式的“诸侯经济”，实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力要素的合理分配。而目前全国各地所推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既不统一，事实上是一种新出现的“诸侯经济”，它不仅造成各地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畸轻畸重，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而且特别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拖了全国形成统一市场经济的后腿。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由于制度不统一和管理体制的混乱，造成管理制度不健全，基金安全存在隐患。养老保险改革在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改革早，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好，而有的地区搞个比较滞后，单靠他们的力量不能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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