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三)

天一个深思熟虑、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对捍卫文化场域的自主至关重要，那是因为这种自主正处在危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今天对文化场域的威胁是一种新的威胁。首先，想一想由国家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其实既可能出自敌意，或者意在审查，也可能不过是出自过度的关怀。在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关心的东西（文化部长和文化部门的存在等等就是证明）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冒着伤害自己的危险）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比如，国家答应给学者的职员地位，这可以使他们免受经济的束缚），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更切中肯綮地说，这种新的威胁是由财政的世界对人文和科学的世界越来越强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护形式，以及某些经济企业（那些最现代的，比如德国的戴姆勒一奔驰，还有银行）和文化生产者之间新的联盟；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学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向外界要求研究赞助，他们也越来越急切地要完成直接符合商业利益需要的任务（比如德国的技术中心和法国的商业学校）。
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很明显了。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像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他们多多少少无意识地把这样的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比如，快速阅读、快速写作，这已越来越成为新闻生产和批评的规则）。文化分为两个市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一方面是为其他文化生产者生产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或产业化的文学）的格局，现在也许会受到威胁。商业生产的逻辑越来越把前卫生产挤向边缘（特别是在文学领域，通过书籍销售的压力）。另外，国家庇护，看上去使文化生产者得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委员会给人文和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这种状况提醒我们要警惕来自庇护关系的礼物可能会有毒。　　但是，最严重的危险，还是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在最为自主的生产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生产者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比如在数学或前卫诗歌、绘画领域）。然而，新闻记者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或政治约束，却越来越多地和同人判断展开竞争：知识分子场域越来越像一次政变（specific coups）或新闻事件（media events）的场景-目的在于操纵收视率的新闻调查，重大事件发生时报纸发布的名人榜，等等，特别是意欲成就或败坏作者、作品或学派名声的新闻大战。更一般地，新闻界和它对可读性、时事性、新颖性的世俗标准的追求，通过对编辑实践施加压力，在文化生产中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电视中上镜成为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评价标准）。（3）
文化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现在已经由出版日期、主题、书名、开本、部头、目录和版式来决定，以迎合新闻记者的期望，这些记者通过谈论它来创造它（如果它不仅仅是媒体中人-他们的签名仅仅由于媒体支持而成为抢手货-的产品）。权力-经纪人对流通手段的控制（这传递了一种合法化），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广泛，这样深入；前卫作品和畅销书之间的边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模糊。由于缺乏必要的眼力，记者式判断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有意地将最自主的生产者和听命他人的生产者自始至终混为一谈，后者，就是那些所谓小品作家，柏拉图意义上的智巧之士（dexosophers），他们对于表面艺术（像广告代理人、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等所把玩的那类艺术）的精通，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科学的外表。　　知识分子国际　　取得或重新取得保障、捍卫自主性的手段，应是任何知识分子行动的首要目标。但这种行动（可称为法团主义行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干预会把这种行动扩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干预又会有效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至关重要。当艺术家、作家、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特别是在这种公共论辩涉及他们管辖范围（jurisdiction）内的事务时，这些问题就更显得尤为关系重大。吊诡的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就说明问题了。　　知识分子从公共辩论中被排除出去，是好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爬到大的公共甚至私人企业、政府或行政级机关管理位置的更高级别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拥有学术头衔，以往虽然是经济领域的被支配者、但在确认自己文化层次优越方面毫无困难的知识分子，却发现现在要面对一帮在文化层次上也堪与他们竞争的经理人员。这些新贵（new madarins）（在该词最强的意义上，因为他们是基于其学术头衔的威力来行使权力的），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琐碎，一句话，雌伏的地位上。　　专家治国就是这样借助对大众传播的控制，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这一趋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国核工业领导者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贵族-高级文职公务员、重要理科学校的文档生-获得了法国大多数公民几乎无条件的特许（full carte blanche）（法国的生态保护运动特别是反核运动比较薄弱，这一点人所共知）。要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秘密，像往常那样指出专家在使可能的批评趋于沉寂方面多么有效是不够的。对个人责任的否认（这在今天对寻求将他们关于生产力、产量和竞争的价值观普遍化的“核子治国论者”和所有专家治国论者都是有利的），其基础不过是学术精英统治（academic meritocracy）的逻辑，这种逻辑赋予那些快乐的少数一种史无前例的合法性。　　左翼和右翼的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约为管理（management）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只是一个专门技能问题）的人，在新的传播专家治国论那里找到了乐意的合作者。后者通过新闻记者的判断以及由其触发的经济效果，越来越直接地对文化生产进行干预。那些垄断了通向传播手段的道路的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或做出尝试的情况下，就促成了知识缴械以及相应的政治缴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的情况下，他们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体制的中心创造了一个真空。并不只有宣传或隐讳的劝说的效果，还有虚假的甚或真实的问题：日复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满了所有的符号空间。其结果便是一种吊诡的符号效果：通过不断的灌输创造真空。
专家治国论者和他们组织严密的知识分子军团，就是这样垄断了公共论辩，并威胁到职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经常是和后者合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和相应的专业化的进步，拒绝采取总体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旧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发明和身体力行的总体知识分子（总体知识分子认为，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己的理智的力量，采取一个立场），和福柯意义上的特殊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干预局限在一个特定知识和经验领域）之间做出选择。今天必须发明的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产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大集体的声音，并能把特殊知识分子全体的聪明才智都结合进去。这一组织形式的卓越典范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百科全书学派）。这意味着，首先，一种组织样式的发明（通过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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