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形象

论《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形象

 
 三国的历史从中平元年(184年)算起到晋灭吴(280年)共96年，从建安元年(196年)算起到晋灭吴共84年，从魏文帝代汉(220年)到晋灭吴共60年。   在这段历史中，总的态势是各路英雄在东汉帝国瓦解的废墟上问鼎逐鹿，致力于新的统一，因而军事斗争就成为三国历史的主线。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正是从文艺的角度描写了这条主线。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
 他是中山靖王之后，是西蜀帝国的开国之主。他既没有曹操那般的家族势力，也没有孙权父兄遗留的基业，但他却凭着自己的宽厚和耐性，白手起家，争得三分天下，在江山姓氏的帛卷上写下他刘备二字，成就了一段永恒的历史。如果把他麾下所有的人才都比做千里马，那他无疑就是相马的伯乐。桃园结义，同甘苦共富贵的承诺，让他为后世做了一个大哥的典范；长坂坡为惜赵子龙摔亲子，成为千古帝王第一人；三顾茅庐求卧龙，比周文王渭水访贤的真诚更上一层楼。据此看来，三国志中评先主“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不是没有来由。　　
  有很多人看不贯他的哭相，认为他的天下是用眼泪换得的。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也就会明白了。一个王者如果对臣子流下仁爱的眼泪，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唤起的将是那些忠贞之士血液中纵横稗阕的英雄气概，他们也会用死不足惜的热情去报效这种知遇。“君之才十倍于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嗣子不可，君可自立。” 千古留传的那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历来被人称颂，在世袭制的时代，一个君王敢把江山交托于外姓之人，恐怕历史上也只有他了。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坚持道德实践与政治进取的统一，充分发挥道德在政治斗争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刘备继承发扬了儒家“以仁待人，以德治世”的传统，把追求道德的完善与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努力结合起来，靠“人和”开创了蜀汉基业。这种以德为本，建功立业，是刘备道德实践的闪光点，同时也是他被人误解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大都不屑涉足官场，在东方文化里，道德高尚与淡泊名利几乎成了同义词。因此人们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道德与政治具有不相容性；道德只有与权力分离，才能得到升华和净化，有道德的人，也只有远离政治才能修成正果；政治需要的是权术而不是道德，道德是攀登权力高峰的绊脚石。尤其是乱世，道德与政治在人的心目中更是水火不容。有了这一种思维定势，人们就很难理解刘备的选择。东汉末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竞争激烈，社会严重失序的战乱时期，各路豪杰纷纷告别道德，以求轻装上阵，在政治角逐中捷足先登。唯独刘备不同，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逆水行舟，他没有走功利的阳关道，而是走上了道义的独木桥，加之刘备又打了个“匡扶汉室”的旗号，有些人便认定他不识时务，不合潮流，拉历史列车。我们认为，刘备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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