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小说零余者的文化内涵

论郁达夫小说零余者的文化内涵

 郁达夫小说以其大胆的袒露和近乎直白的表述登上文坛，并且以此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小说流派——沉沦小说派。综观郁达夫的小说创作，零余者形象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兼容着社会和个人表层和深层双重的对立和冲突，在内在层面上进行着传统与个人的撞击和整合，并且以个体的存在为基点，对传统文化进行着富有个人气质的反叛和续接，进而对“五四”文化精神进行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继承和部分丢弃。由此，在诸多矛盾体的产生过程中，引发了诸多苦闷、孤独、敏感、自卑、内省的因子。
一、零余者形象的感情倾向
 郁达夫在《零余者》中写道：“令人愁闷的贫苦，何以与我这样有缘，使人快乐的富裕，何以总与我绝对的不来接近。”只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①在这里，现实促使作者以零余者为基点进行文本的叙写；同时，作者对于零余者具有情感上的认同。郁达夫比较成功地完成了社会现实与本真自我的交接，在具有“自叙”特征的文本中自然生成了一种自怜倾向。
 这种倾向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它经历了作者自我情感的审视和探究，到对现实的反叛与抗挣，最终多愁善感，内在反叛力消融。在这种“起——伏——落”的流程中，作者一方面促成了读者与现实的连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读者与作者本人的连接。
 回看郁达夫所处的社会环境，明显存在着传统习俗对国民精神的束缚与压抑。这种情形使作者产生深刻的自省，但同时作者又必须正视身处其中的现实，即使他能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文化环境的沉闷与落后，也无法否认自身存在的、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也就是说，郁达夫在这片文化土壤和环境中的劣质因子产生深刻的反叛。于是，一种复杂的心境互相纠结，在“五四”这一充满反叛和个性时代的潮起潮落的浮沉中，零余者形象就必然出现两难和困惑。由于经历上的相似而形成的对表层生活悲苦的认同，混以作者固有的忧郁气质，加上独特的自叙情结，使其在当时文坛上赢得了众多青年的认同感和应有的文学地位。
二、中外文化积淀造就富于时代个性的零余者
 研究零余者形象蕴含的文化内涵，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零余者富于的个性特性。
 综观郁达夫小说，零余者形象典型而突出。诸如：“丫”（《银灰色的死》），“他”（《沉沦》），“伊人”（《南迁》），“于质夫”（《茫茫夜》、《秋柳》、《怀乡病者》），“质夫”（《空虚》），“我”（《茑萝行》、《十一月初三》、《杨梅烧酒》），“文朴”（《烟影》、《纸币的跳跃》、《东梓关》），“姓于的”（《青烟》）等等。这些“零余者”形象，其突出特点是感情的多余，这种感情多余的对象，作者多界定在知识分子这一层面上，并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以郁达夫的代表作品《沉沦》为例，主人公“他”在学校，感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一声日本同学的“说笑”，就能触动他“局外人”的敏感意识，从身旁擦过的两个“穿红裙子”的当地女学生，也能在他心灵深处点燃自卑的火种，使他的“忧郁症”一发而不可收拾。“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看，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想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因此，这种孤独逼使他转向了个人更隐秘的角落，而对异性的格外留心和关注，则成了他摆脱人生窘境、实现自我认同的异常的方式。于是，在青春期的性压抑中，他偷看了旅馆主人女儿在浴室洗澡时的情形，而后又因担心被发现而惶惶不可终日。这部分的描写极其细腻，在自责和痛苦中饱受煎熬的零余者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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