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环境下的贸易与劳工问题分析(二)

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人权状况，就应该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低劳工标准导致发达国家企业投资者由国内转向国外，导致发达国家失业增加，那么发达国家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限制本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不应该采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制裁的办法。发达国家这种既要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低成本以增强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又要将本国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在国内的想法过于自私。这样做不仅不符合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事实，而且还会无视各国的比较利益，破坏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
    四、从两者的未来发展趋势看“劳工标准”出台的可能性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是否需要就最低劳工标准达成全球性协议，即是否应该制定出“统一的劳工标准”，同时通过WTO或其它机制在国际层面上加以强化。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毕竟在应该将劳工和国际贸易相联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只不过是在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相联系的方式及时间上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
    劳工标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利益，受到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世界贸易组织只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多边体制，其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但是国际社会对于将哪些劳工公约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社会条款之中存在这深刻的分歧。必须结合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因素来综合衡量。将劳工标准纳入世贸体系，以贸易制裁为手段来保障核心劳工标准的实现，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愿望，也与世贸组织的宗旨相吻合。然而不论是WTO还是ILO，都没有强制执行全球劳工标准的授权。一国的劳工标准取决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甚至包括民族传统、宗教信仰、自然条件和法律环境。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水平等情况不同，因此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劳工标准。
    然而，核心劳工标准的实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应建立多层次的、适用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劳工标准。正如 ILO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应成为违反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强迫劳动、童工就业和职业歧视等核心标准的理由。[3]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 年瑞士达沃斯召开的第29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的倡议。安南关于全球契约的倡议再一次从全球的高度强调了遵守核心劳工公约重要性，他认为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劳工标准已经是而且必须继续保持作为国际议事日程中的优先任务。全球契约运动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的出现再一次表明：核心劳工标准作为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基本准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因此，我们不能囿于狭隘的国际贸易——劳工标准的分析框架，把劳工标准问题还原成单纯的贸易问题，仅以贸易利益的多寡得失来评判劳工标准问题。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不论是众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还是经济发展自身问题的解决，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劳工标准问题。总之无论是解决国内问题，还是应对相关国际问题，无论从面临的社会问题出发，还是从贸易利益的角度出发，核心劳工标准的推广和实施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五、我国关于劳工标准的对策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问题已成为WTO面临的新挑战。尽管目前劳工标准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在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中劳工标准问题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讨论议题，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也将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我国应及早作好准备。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对劳工标准问题不仅从法律上进行强化，而且越来越多地将劳工问题与贸易利益挂钩。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世界贸易中很难避开劳工问题。随着SA8000的推行，我国的企业已经面临很大压力。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权益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一旦正式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国应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的发展动态，积极做好应对准备。
    首先，面对国际贸易中劳工问题的争论，既要看到其合理性一面，又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我们应认识到对劳工问题的重视，是社会发展的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贸易应遵守基本劳工标准，成立工会、反对强迫劳动、反对童工、要求同工同酬等这些都是劳工的基本人权，我国不仅赞同而且应积极顺应。重视劳工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不容忽视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发达国家试图利用WTO和双边协议实施共同劳工标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目前制一个统一的、国际认可的劳工标准，是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的主要问题。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为地制定一些标准来消除差异，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行不通，相反可能会助长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形成新的贸易和社会壁垒，造成对国际贸易的阻碍，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我国既要反对无视各国的发展现状在WTO中实施统一劳工标准，又应积极与各国协商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途径。
    其次，从主动的角色去积极研究国际劳工标准问题，而且完善我国劳工立法、不断改善劳工状况。
    国家应积极研究国际劳工标准在当前国际贸易发展中的新动向，组织科研力量专门研究劳工标准问题；积极研究我国劳工标准与国际的差距，如何有效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入WTO后劳工标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劳工标准的理论和应对政策，做到知己知彼、未雨绸缪。我国有关劳工标准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宪法》、《劳动法》等法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我国有关劳工立法的缺点也逐渐显露。特别是在强迫劳动方面，我国劳动法还没有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而现实生活中，一些私人老板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劳动，有些借口劳动合同未满，强迫劳动者在恶劣条件下劳动，这些都与国际劳动公约的基本思想相违背。鉴于我国劳工问题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国在与发达国家进行劳工谈判的同时应该积极主动脚踏实地地完善国内劳工立法，强化其执行机制，真正做到改善本国劳工状况，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才能在谈判中处于较有利地位。
    再次，在改革中发展经济。
    加快我国国内企业的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出口产品的熟练劳动和知识技术要素的密集程度；尽快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积极引进SA8000社会责任认证制度。全球首个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SA8000已于1997年8月出台。截至 2003年8月，全世界36个国家共259家企业组织获得认证（包括我国42家企业组织）。[4] SA8000是企业通往国外的"通行证"，一旦全球正式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后，企业就不会因此受阻而畅游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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