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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题目格式要求：宋体三号字加粗居中，副标题用小四号字）
正文格式要求：（宋体五号字，开头空两格写）
2004年，我国针对经济过热问题推出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由于2004年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行政主导宏观调控相对忽视了对需求增长源头的控制，使得前一轮宏观调控效果并未持续多久。因此国家今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政策；旨在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国六条、国十五条；调整和完善消费税；从严土地管理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以及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紧急叫停政府部门打捆贷款行为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这些调控政策主要利用收紧银根、地根、明确行业发展目标、调整税收等措施来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我国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本身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有重要启示：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结构，如果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资产存量大量膨胀，而实体经济所产生的收入流量不能与之相匹配，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引起宏观经济的动荡。金融业的发展也应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脱离实体经济的盲目快速发展有可能增大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
二、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措施，在短期内使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也出现了资产值膨胀的问题。我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以投资的形式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必然会推动资产值的大幅上升。另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2009年货币供给大幅增加30%，远高于以往18%的增长速度。很多证据表明，大量的资金用于资产交易，推动了资产值的大幅上涨，其中以房地产市场最为明显。
资产存量的膨胀会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伴随着资产存量的上升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利润、租金与资本利得等资产性收入会相应上升，并超过工资收入的上涨，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使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会妨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货币选票使消费品的生产向高收入阶层消费的行业转移，这就使这些行业的工资率大幅度上升，从而产生更多的富人，增加的GDP会在富人圈里循环。由于高收入阶层所消费的往往是房地产、豪华车等高档品和具有“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及现代服务业产品，这就使投资大量涌入这些行业并形成更高的资产值，这种高资产值和高工资必然使其他行业的需求和就业逐渐减少，造成结构性失业，同时使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逐渐被排斥在新技术产品的消费之外，中低收入群体有被经济增长“边缘化”的趋势。
由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上升缓慢，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国内需求萎缩必然使这个部门的工资水平下降，造成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产品滞销、积压，导致一些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并增加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又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收入分配不平等限制了低收入者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他们难以进入资本市场，得到高回报的工作机会也很渺茫，不得不继续停留在低工资的行业，贫困的恶性循环则延续下去，这不仅与和谐社会难以相容，还阻碍了经济增长。
三、针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宏观调控政策应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以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第一，采取与当前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升，使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保持适宜的比例。
为了防止货币金融体系过度膨胀，使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应当控制信贷资金的发放，保持信贷规模的适度增长；利用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消化2009年货币供给高速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保持适宜的比例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防止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关键因素。企业资产值不断上升，导致折旧在企业成本中比例不断上升，近年来折旧与GDP比例一直维持在高位，只是由于总需求旺盛，使得问题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一旦总需求增幅减缓，大量的折旧就有可能使企业陷入困境。调节企业成本结构涉及到完善企业的破产机制和并购重组程序，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对应的资产值，使经济增长能够去除肌瘤，轻装前行，实现微观企业绩效和宏观经济增长的一致。
第二，调节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调节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是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措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当注重将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直接投资保持在适度水平，并调节社会总投资的增长速度，避免资产存量出现增长过快的问题；扩大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为居民消费提高制度性保障；可以采取税收等手段，限制存量资产的过快增长，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以增加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