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政策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宏观经济决策的具体体现。
三、怎样重构宏观调控体系？
四、中国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决策的关系。
内 容 摘 要
摘要：在美国，许多美联储的专家在退休后被公司高薪请去当顾问。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些专家被高薪聘用，是因为他们多年分析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对这些公司至关重要。这就说明，宏观经济政策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在现实中，我们根据各年不同的利率来贴现当年的收益，并得出现值。一笔既定的收益，利率越高，贴现为现值反就越少，利率越低，贴现为现值反就越多。可见利率变动对一笔投资未来的收益极为重要。这正是企业作出投资决策时要密切关注利率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利率变动对投资决策影响甚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利率决定着投资时机的确定。企业投资中利息支付是重要的成本，在利率低时投资当然就会减少投资成本。如果一笔投资可以在2年内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进行，那么，就要选择利率低的时间，能正确预期利率变动就有利于确定最有利的投资时间。
论宏观经济决策
在美国，许多美联储的专家在退休后被公司高薪请去当顾问。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些专家被高薪聘用，是因为他们多年分析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对这些公司至关重要。这就说明，宏观经济政策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事证券方面的投资公司对利率的变动极为敏感，因为利率与证券价格变动密切相关。利率上升，证券价格下降；利率下降，证券价格上升。如果这些公司能准确预期到利率的走势，从事证券的买卖当然可以获益。美联储是决定利率变动的机构，这些专家对利率变动走势的预期当然比一般人要更专业、更准确。
利率不仅影响证券价格，而且对企业的长期投资也极为重要。一项投资是否有利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投资的特点是现期支出，以后才有收益。未来获得的一元货币的价值与现在投入的一元货币的价格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成本与收益的货币量相比，一定要把未来的货币折算为现值。现值就是一笔未来货币现在的价值，把未来货币折算为现值的方法称为贴现。
举个例子，某企业投资100万上一条新生产线，未来三年内收益为每年40万，共为120万，如果不计算现值，收益120万，成本100万，投资当然是合适的。但未来的120万的现值并不是120万，因此，判定这项投资是否合适就要计算未来3年中120万的现值是多少。假设我们按年利率10%来计算现值，未来3年中120万的现值就是：40万／(1＋10%)＋40万／(1＋10%)2＋40／(1＋10%)3＝36万＋33万＋30万＝99万。这表明，第一年40万元收益的现值为36万，第二年40万元收益的现值为33万元，第三年40万元收益的现值为30万元。三年收益的现值为99万元，低于投资的成本，因此，这项投资是不合适的。
在现实中，我们根据各年不同的利率来贴现当年的收益，并得出现值。一笔既定的收益，利率越高，贴现为现值反就越少，利率越低，贴现为现值反就越多。可见利率变动对一笔投资未来的收益极为重要。这正是企业作出投资决策时要密切关注利率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利率变动对投资决策影响甚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利率决定着投资时机的确定。企业投资中利息支付是重要的成本，在利率低时投资当然就会减少投资成本。如果一笔投资可以在2年内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进行，那么，就要选择利率低的时间，能正确预期利率变动就有利于确定最有利的投资时间。利率是由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决定的。所以，企业关注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趋势，高价聘美联储退休专家当顾问。
应该说，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并不是硬约束，企业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些政策变动而决策。例如，央行提高了利率你仍然要增加投资并不违法、政策也不会管你，但顺应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作出企业决策会更加成功。与宏观经济政策逆向而动吃亏的总是自己，谁会这样非理性地决策呢？所以，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是强制性的，只是利用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的行为，但对企业行为和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相当大。企业适应环境就包括适应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来调整自己的决策。
当然，宏观经济政策决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更不只是利率变动。货币政策中还包括控制货币量保持物价稳定，这对企业决策也相当重要。我们在前面分析贴现时依据的是利率，在现实中还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进行贴现。因此，物价走势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也是企业要关注的，同时，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还会影响汇率的变动，汇率对企业、尤其是进口原料和出口产品的企业，影响甚大。
另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尽管在发达国家，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作用在下降，但对企业对策同样有重要的影响。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政府支出与税收来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不影响企业。政府公共工程支出和购买支出变动引起总需求变动，政府福利支出变动要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这些变动当然是企业决策的因素之一。政府税收的变动不仅直接影响总需求，而且对企业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减税政策中有一种针对企业的投资赋税减免，即企业利润中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免公司所得税，利用这种政策增加投资，企业当然受益。
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对中小企业也许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大企业而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随时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的变动，并预测政府的政策走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大体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企业家只要长期关注，自己就会作出判断。如果自己觉得没把握，那就可以像那些美国公司一样，聘请专家作顾问。这方面花点钱，也是一种投资。
首先，自启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更大更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将削弱中央政府对宏观调控目标的可控性。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微观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他们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活动更多的是听命于市场而不是政府，这就削弱了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或）命令方式去控制他们，去指挥他们的能力。
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简政放权改革以来、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利益被强化了，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增加，地方政府经常和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地方政府不再像过去那么“听话”，这使得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下降，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地方政府的对策化解掉，中央政府的调控目标被打了折扣甚至可能会落空。18亿亩土地红线反复受到冲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债务暗中膨胀，各种污染边治理边排放，2013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落空，等等，都是明证。再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全面深化改革，国有企业将和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成为规范的市场主体，它们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它们对政府的依赖将会越来越少，这使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支点被削弱。国有经济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支柱，但是随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这个支柱的力度也在下降。
其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许多政策工具的可控性降低了。2004-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在20%以上，但是2012年和2013年财政收入分别只增长12.9%和10.1%。2012年和2013年的税收收入增长分别为11.2%和9.8%，持续10多年的20%左右的税收超常增长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我国最重要的总需求调节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目前已经下降到15%以下。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控制流动性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活动，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惯常做法。但是在我国现行的结售汇制下，中国人民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及其增长实际上力不从心，往往达不到目标。
上述宏观调控的控制力下降是30多年来不断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未来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可控性会进一步下降。这种可控性的下降不是坏事，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标志，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独立、自由、自主的决策基础上的经济。要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现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必须改革，必须重构。
第一，重构宏观调控理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我们未来的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并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管好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此理念指导下，我国未来的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或要求是：在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是补缺性的和救急性的。
第二，重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未来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应主要定位于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减少减缓经济波动，使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平稳化。实践表明，宏观调控不宜设定过多的目标，特别是不要为宏观调控设置多重目标。目标过多，目标交叉重叠，往往导致宏观调控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在多目标之间的往返切换常常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并且，目标过多，政府干预必然是多方面的，广泛的，这会削弱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重构宏观调控架构。在我国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架构中，未来应以货币政策为主导，逐步淡化计划调节的作用，重新定位财政政策的功能。计划调节和财政政策在经济活动中覆盖范围过大，干预的力度过大，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四，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目标。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还承担着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这与货币政策的功能是不太相称的。在大改革背景下，货币政策目标应主要定位在稳定物价，与这个目标相适应，主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是调节短期名义利率。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9.2%，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分别增长9.7%、9.5%、9.1%和8.9%，呈现出逐季、小幅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回落，既是政府为控制通胀主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对我国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普遍遭受债务危机冲击、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胀上升和需求下降双重压力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成绩来之不易。
如何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总体上看，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趋于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加，短期需求回调和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叠加，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国内房地产市场走势大体稳定，预计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
从短期需求看，出口、投资增长将出现一定幅度回落。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实际上处于紧缩状态，货币政策在信心缺失和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领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效果十分有限。新兴经济体由于国际市场动荡、出口条件恶化、资本流动的冲击加大，并不能真正“脱钩”。2011年我国出口增长20.3%，但12月份增幅已经降至13.4%。预计2012年出口增长10%左右。我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出口增速回落10个百分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制造业投资扩张。由于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待售房面积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商品房投资进度将会放缓；保障房投资新开工面积700万套，比上年下降30%，公租房和廉租房融资难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投资增速也可能回落。考虑到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有所回升，预计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20%左右，比上年回落4个百分点。
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看，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10%的高增长呢？目前理论界存在分歧。我们通过近两年来的研究，基本结论是，在经过了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我国需求结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已经进入高速增长的后期。2011年，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也在缩小，这很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重回“十一五”时期高增长，既不符合“十二五”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刺激泡沫经济，积累新的风险。对于经济增速下降，需要有正确的认识。经济增长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有利于增强需求约束，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2012年，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及中期效果，增强弹性和灵活性，视条件变化而相机决策，努力化解各种风险。加快完善货币政策的微观机制，更加重视价格工具的运用；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优势，积极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导向上，在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同时，着力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调整和优化结构的过程中，着力推进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在促进内外平衡的过程中，着力利用外部资源提升我国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切实将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上来，向“十二五”预定目标稳步迈进。
近几年来,我国银行开始了由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向多银行、专业化的金融体制转变。最近,中央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政策中一项重大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政策符合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有了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决策对专业银行之间、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进行调节,能更有效地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建设。 其次,政策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全国的金融活动更加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在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中,对货币发行、信贷计划、金融方针、政策、法令和基本制度,黄金和外汇管理、金银市场管理等方面,坚持集中统一,这将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更好地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使银行真正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经济杠杆。 再次,政策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银行存款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日趋上升。三年的持续经济减速让中国经济学家有些乱了方寸。金融分析师对于GDP增长是否会降到7%以下十分紧张，试图在官方陈述中挖掘政府是否会采取行动的“蛛丝马迹”。平心而论，中国政府的处境与十年前有些相似，但如今经济表现不如十年前，需要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早已从受货币超发和常规信用扩张刺激的短期增长井喷，转变为由政府采取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引发经济收缩。一旦风险得到控制，政府会逐渐恢复增长导向政策。长期以来，这一“繁荣周期”——通过充足易得的新投资机会将日益积累的债务和金融风险中性化——让中国经济得以避免硬着陆。
十年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通缩，但加入WTO提供了巨大的新出口市场，成了国内经济的救星。更重要的是，当时刚刚启动的国内住房改革还有巨大的红利可供收割。由此带来的新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抑制了闲置资本和高风险债务带来的风险，同时也推动了投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最近的反通缩政策，加上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度和制造业闲置资本。更糟糕的是，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大幅降低，并且从中长期看起来也反弹无望。所有这些都抑制了中国的短期投资机会的出现，引起了硬着陆之忧。
当然，从长期看，中国仍有巨大的投资潜力，特别是考虑到其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以及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需要。但是，在中期，新一届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审慎的平衡。在这方面，政府的政策目标已从“经济复苏”转为“稳增长”，表现出接受GDP增长降到一定程度——可能是7%甚至更低——以保持金融风险可控的意愿。
但平衡本身并非目标。在决策层看来，真正需要做的是为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赢得时间，而后两者又是创造新一轮投资机会的关键。甚至决策层在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也持有结构性观点。比如，上个月实施的微刺激方案，以铁路、农业、智能电网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为投资目标。
但维持这一平衡并不容易。第一个挑战是确保房地产市场向调整和清理阶段平稳发展。这需要谨慎而持续的政策动作。好消息是，许多地方政府已开始放松对本地房地产市场的控制，这很有可能是遵照了中央政府的指示。这或许是良性循环的开端，让价格调整帮助出清存货，房地产市场向清理阶段运行而不引起恐慌或崩溃。
另一个主要挑战是管理信用风险。这需要降低信用扩张速度，并且不能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太大压力，从而导致他们转向表外信用和影子银行。此外，政府必须盘活地方政府资产存量和信用，这可以通过将其投资组合证券化实现。问题在于，由于行政限制、结构多元化不足和缺乏创新，国内证券市场仍欠发达，而这三大问题在短期都很难取得进展。
因此，为更有效、更开放、更具竞争性、与经济规模相称的资本市场，结构性改革十分必要。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产生创新金融产品，加强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增加存货资产的流动性。长期而言，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元化金融产品，有助于让中国经济摆脱对信用的过度依赖。这就需要决策层改变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正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
参 考 文 献
1、吴伟波;魏金;;美国经济复苏时间之我见[J];商场现代化;2009年12期
2、刘梦羽;;“民富”是中国的唯一出路[J];中国报道;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