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革开放至1997年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绩效评价：我国改革开放到1993年以前，财政政策极有效力，而货币政策虽有效力，但依附于财政政策，并无独立效力。在此阶段，财政政策之所以极有效力，一是在于IS曲线垂直，从而财政政策完全不产生“挤出效应”；二是在附属性的货币政策或“准财政”政策的作用，使初始财政性投资支出得到放大。在此阶段，货币市场不均衡，LM曲线不存在，不过货币政策还是有效力，因为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可使均衡产量变动。但由于每当财政政策扩张时，各级政府会倒逼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当财政政策收缩时，货币政策才可以也必须紧缩，因此货币政策依附于财政政策，并无独立效力。1993年后，中央银行自觉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更是从法律上保障了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从货币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角度看，我国转轨期间1993年是个阶段性界限。在1993年后的转轨新阶段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效力。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取得了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及治理经济过热的丰富经验这两个方面的成效：一是经过1993年后政府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严重的通货膨胀由1995年开始得到了抑制，该年的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回落了6．9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维持了10．5％的较高增长速度；到“九五”时期的第一年，即1996年，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是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至6．l％，但仍保持了9．6％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取得了既遏制通货膨胀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在低通胀下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赢”格局；二是积累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丰富经验：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体现。从1993年开始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相机抉择。通过财政政策以及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中的“软着陆”，国民经济保持了健康发展。这是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节的成功范例，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常常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国民经济的传统做法，跳出了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框框，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一直困扰我们的“一管就死”宏观调控的难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次，是我国宏观调控史上的重要事件，为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1988-2002年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绩效评价：从1998年到2002年， 为了缓解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压力，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由原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发挥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保持了国民经济适度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从政策执行上看，取得了重大成效。首先保障了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和保可持续发展。从1998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以每年增发1500亿元国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采取稳健货币政策，运用适度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货币投放和信贷扩张，并通过银行为国债投资项目提供配套贷款。在扩大内需，拉动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长，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增长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国债投资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5％、2％、1.7％、2％、1.8％。拉动消费需求方面，1998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可比价年计算)增长率在10％左右。推动外贸方面，出口由1998年的1837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325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四大出口国，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1998年到2002年我国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有力缓解了就业压力。其次增强了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了宏观调控水平。从操作上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有了创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捕。作为在特定时期下的政策组合方式，主要基于当时国际国内较为严峻的经济发展环境，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形态出现了新变化。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是扩张，多管齐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不是税收融资型，而是债券融资型。货币政策松动也不局限在某一方面，而是多层面齐头并进。
<二>、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
1998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扩大了就业，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但作为宏观调控两大支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前无论是从两大工具本身来看，还是从两大工具发挥作用的微经济基础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滞问题
稳定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策工具的正确选择、实施力度的科学把握，还取决于政策出台的时机，因为经济政策的出台都具有一定的时滞。1997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直到1998年7月，我国才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当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有些偏晚。从决策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在这之前的认识时滞和行政时滞相当长，从1997年7月到1998年7月已事隔一年。错过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佳时期，使得以后各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恢复经济景气的过程中步履维艰。因此，如果今后再遇到经济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时，要准确抓住采取财政政策的适当时机。
2、 积财政政策各种工具的配合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涉及预算政策、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和公债政策这问题。从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理论界对于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配合产生了争议，同时，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工具残缺不全，使得积极财政政策过分依赖公债政策，不仅导致公债负担加重，还可能弱化了积极财政策的效果。4大工具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税收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 而税收的超常增长必然会抵消增加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阻碍经济的复苏步伐。 二是支出政策的工具短缺，现有的财政支出制度框架，使得支出政策只能主要依赖公共工程支出增加，拉动社会投资需求，而不能依赖社会保障支出 ，启动民间消费需求。三是税收政策的工具短缺，按照稳定政策理论，对付经济衰退的减税政策因我国缺乏个人所得税这个政策载体而无法实施。
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与协调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积极财政政策的公益性与银行配套资金商业性之间存在矛盾。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相应安排的银行配套贷款，不是银行从市场需求和自身资产状况出发基于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性约束下的经营决策，而是被动迎合非市场性财政投资的行政安排，增加了银行不良资产。以这种配套贷款方式解决银行“惜贷”问题忽视了银行的自主经营，模糊了非盈利性财政投资与盈利性的银行信贷间的区别，导致政策本身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在国债操作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衔接不够紧密，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象主要是国债。我国目前在国债利率市场化、国债品种多样化和国债期限分布平缓化等国债发行和交易机制上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着公开市场操作的有效性。我国目前基础货币量为3万多亿元，未清偿债券规模仅为2万亿元，不能满足货币调控需求；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不丰富，未清偿国债均为中长期国债，短期国债(指期限不到一年)是空白，对央行货币调控效果影响很大。央行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微调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再次，利率的确定对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作用不够。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以联邦储备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国债市场是联邦利率实现的有效载体。我国由于企业信贷资产比重过高，国债发行确定利率时主要看银行利率水平，国债市场不能成为央行利率的调控实施载体。2003年和今年国债发行几次流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不协调
4、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微观经济基础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最终要取决于市场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我国虽然进行了2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市场机制远未完善, 微观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不够灵敏，从而影响了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应有效果。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尽管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但从总体上讲，我国的市场体系发育与制度建设尚不能与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一方面表现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等与商品市场的发展相比，呈现出显著的不协调，致使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的市场依托。另一方面我国金融资产单一化、信用工具扩张乏力、在金融市场不发达，还没有形成资金的真正商品化、利率的市场化和金融资产多样化，资金需求的满足仍然是以“供给制”为主，“借贷制”还不是企业资金形成的“主流”，资金的价格不是以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来确定。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行格局与预期目标相违背，致使财政货币政策的实际运作不是依赖于规范有效的市场制度 而是过多地掺入了人为因素与主观随意性。
5、新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基调不协调
2003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向出现拐点，经济形势出现实质性变化。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已经由控制通货紧缩、防止通货膨胀演变为控制通货膨胀、防止通货紧缩。而财政政策依然积极，两大政策基调不和谐，宏观调控中出现了政策效应冲突。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与趋紧货币政策之间的目标协调问题凸现。货币政策虽已适度趋紧，但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货币供应量扩张和银行贷款增加，与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控制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的要求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国债市场的消极影响上。从2003年4月开始，为控制信贷快速增长，趋紧货币政策导致国债发行成本上升，影响了国债发行。央行大量发行票据回笼货币挤压了短期国债发行空间。特别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债券市场受到强烈冲击，一期国债流标，八期国债流标76.2亿元，流标率高达31.75，九期国债被紧急叫停。
五、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
<一>、财政政策改进对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是抑制经济衰退，治理通货紧缩。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7年的今天，该目标是否应该调整？学术界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在讨论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否要转变以及何时转变。本文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何时该“淡出”，或用我们的话说，财政政策的目标何时调整，主要看现实经济增长率以及潜在增长率的接近程度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上涨情况，如果通货紧缩缺口非常小，扩张性质的积极财政政策就要有一定提前量地“淡出”。因此，对于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否要从总量调控的稳定目标转向，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有两个：一是现实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缺口（差额）大小，二是一般价格水平是否已经停止下滑趋势。
1、 极财政政策转型的两个判断标准：一是现实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缺口（差额）大小，二是一般价格水平是否已经停止下滑趋势
一是现实增长率指已实现的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指在劳动和资本等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要分析现实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缺口（差额），关键是要测算出潜在增长率。学术界对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基本上都在7％～9％之间。我们首先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测算结果表二为依据进行分析。 根据表二测算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按照要素分解法还是改进生产函数法，所得到的测算结果都表明，2003的现实增长率已高出潜在增长率〔注2〕，分别高出0.33个百分点和0.93个百分点,要不是2003年上半年突发的“非典”疫情，按理说，在2003年上半年就应该停止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过，如果按照我们测算出的1978—2002年平均潜在增长率9.56％来说，2003年的现实增长率只是已接近潜在增长率，但考虑到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也可以断定从2004年起，为复苏经济而进行总量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停止，或者说应当调整财政政策的目标：二是考察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上涨情况。分析一国经济运行是否走出低谷，不仅要看其现实增长率是否接近潜在增长率，还要看居民消
我国潜在增长率测算结果（表二）
年 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要素分解法 现实增长率 9.60 8.80 7.8 7.10 8.00 7.30 8.00 9.10
潜在增长率 8.92 8.90 8.88 8.86 8.84 8.82 8.80 8.77
差额 0.68 -0.10 -1.08 -1.76 -0.84 -1.52 -0.80 0.33
改进生产函数法 现实增长率 9.60 8.80 7.80 7.10 8.00 7.30 8.00 9.10
潜在增长率 10.28 9.99 9.56 8.42 8.54 8.70 8.30 8.17
差额 -0.68 -1.19 -1.77 -1.32 -0.54 -1.40 -.30 0.93 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四)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