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价格水平的下滑趋势是否得到控制，出现止跌回升的趋势。表三列示了近年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的情况，以此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从表三看出，1999年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一年，从2000年开始价格水平开始回升，但到2002年又出现了负增长。因此，从这一指标来看，经济稳定的基础还不稳固。不过，到了2003年，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也明显回升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出现了明显上扬趋势。总之，在现实增长率已接近潜在增长率、价格水平上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目标就需要调整。那么，财政政策标如何调整？鉴于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任务，而我国的内需又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特别是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是重要因素，因此，今后的财政政策目标应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为主。
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表三
年度 GDP 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总体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1996 9.6 8.3 14.8 10.6 11.3 25.4 19.4
1997 8.8 2.8 8.8 9.0 5.5 6.8 11.1
1998 7.8 -0.8 13.9 17.4 8.9 9.2 6.8
1999 7.1 -1.4 5.1 3.8 3.5 7.9 6.8
2000 8.0 0.4 10.3 3.5 10.7 12.2 9.7
2001 7.3 0.7 13.0 6.7 9.9 15.3 10.1
2002 8.0 -0.8 16.1 17.0 11.8 15.7 8.8
2003 9.1 1.2 26.7 28.2 30.4 16.0 9.2
2、财政政策的转型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7年后，2004年12月3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根据我国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05起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合理调控总量，着力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功成身退，政策转型属必然。可以看出，扩张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从大趋势上讲，“反周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一旦达到，扩张性政策的淡出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稳健是2005年的主基调 ， 2005年起财政政策的走向由 “积极”转向“稳健”，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期建设国债将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前提下，酌情调减其绝对数量。同时，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原来已经形成的长期建设项目将继续投入资金来完成续建和收尾，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通过创新做大经济与财源“蛋糕”，不断改进、完善税制与税收征管，使得税收政策的调整和长期建设国债的相关政策调整相互呼应、协同配合，三是在调减总量控制力度的同时，要把握好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所谓“保”是指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将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生态保护与国土调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所谓“控”是指政府首要考虑的应是市场不断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益品）与公共服务，政府资金将退出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同时力争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供政策平台和制度平台。此外，政府也要审时度势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注重调节收入分配，改善社会预期、鼓励消费，并积极合理调整区域经济关系，逐步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二> 货币政策改进对策
货币政策在启动经济，实现预定宏观目标方面存在有效性不足，其中关键在于金融货币市场发育不完善以及商业银行对市场和政府的政府变化缺乏应有的灵敏度。因此，在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中，要为货币政策承担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创造条件，就首先必须改善货币传导机制和完善金融货币市场制度。
1、 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非市场化的利率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从而加大货币政策调节的不确定性，带来宏观经济频繁的短期不稳定性波动。因此，金融商品的价格应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引导下，由资金供求双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来自主决定，央行只能通过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各金融商品的价格，达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建立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金融环境，实现资金供求的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但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行的时间并不很长，利率市场化是一条渐进的道路，许多深层次矛盾还需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从目前看，需从以下几方面分步骤进行：首先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市率。1995年，我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并开始形成全国统一的拆借市场利率，这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已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其次放开贷款利率。允许适当浮动，然后逐步放开。最后放开存款利率。必须分步进行，适当浮动，先放开大额定期存单和定期存款，再放开其他存款，最后放开活期存款。
2、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度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还未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因此，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竞争机制的银行体制是保证央行间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之一。1998年1月1日取消了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在逐步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我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这有利于国有商行银行向企业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增强银行在市场竞争中的经营风险意识的同时，在目标约束方面，要改变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的多重目标约束（既希望它们上缴更多的利润，又要求它们投放贷款直接支持政府指定的企业或项目，同时还要保证资产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使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建立“以利润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责、权、利密切结合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遵循经济原则是其生存之本，因此在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中，一要把那些具有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逐步转给政策性金融机构，二要把具有政策性的业务移交给政策金融机构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构想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健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提高财政、银行调控能力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供给总量的平衡 ，确保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为了达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长期战略构想，需从以下方面着手：
1、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
财政投融资的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所形成的特定财政关系，它以有偿的方式借进，又以有偿的方式贷出，与一般融资活动没有本质区别，但它的支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盈利。因此，它与一般金融活动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它的使用具有鲜明的公共性。财政投融资是一种安全性较大的特种信用活动，它既有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能力，又有调节结构的能力，具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重功效。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插入一个财政投融资体系可以更好地使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当需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时，可以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把社会储蓄更多地吸引到结构调整方面来，从而将货币政策转化为结构调整手段，配合财政政策调节；当需要加大总量调节、扩大需求或供结时，通过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大融资规模，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地配合货币政策，提高拉动经济力度。 目前我国财政投融资体系运作实际包括财政部门内部分散的融资活动和三大政策性银行财政融资活动两部分。但由于财政部门内部分散的财政投融资资金的使用缺乏统一的规划，使部分资金变成了地方政府搞重复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为了规范和统一财政投融资活动，应以三大政策性银行为基础，建立一个规范统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将分散在各地方财政与各部门的可用的财政信贷资金、采用信托或委托方式由政策性银行代为发放政策性贷款，用于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具有正外部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一个“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的财政投融资体系的运作机制，从而更好地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提高二者的配合效应。
2、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培育和完善国债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提供市场依托。国债必须突破原先单纯的财政范畴，而转变为财政货币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的结合点：一是重新定位国债市场的发行目标，从目前单纯财政筹资转向重点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提供市场依托，强化国债市场的货币政策功效；二是调整国债的品种和改善期限结构。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国债发行主要以长期为主，而且品种少、流动性小、变现慢，在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约束下，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不愿再提高自己的持券比例。因此可以适当增加长短期国债，减少中长期国债，实现国债期限品种的多样化；三是改革国债的利率机制，建立国债市场价格机制。国债发行市场的利率要逐步市场化，同时要建立二级国债市场价格机制，这是中央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整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保证；四是为提高市场的活跃程度，扩大交易规模，增加央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操作对象，还必须扩展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参与主体。
3、共同建立三大调控机制。
一是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关系到保持经济稳定、抑制通货紧缩、消除各种隐患的大政方针，也是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所必须的条件；二是结构调控机制的建立是治理当前国民经济旧体制顽症的当务之急。在调控产业结构时，需要对新增投资进行调整，要坚决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重复建设项目，大规模推动存量资产重组，并通过科学合理的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成功调整。财政、银行在促进存量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发挥国债和政策性投融资在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方面的独特作用，尤其要注重在工业化迅速推动阶段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微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就是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财政银行按照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建立资金供应机制，规范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支持企业间的兼并和联合，支持以支柱产业为龙头、以骨干企业为核心、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建立，通过资金供应倾斜，促进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收入分配体制上，完善现行的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办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清理减免税，杜绝税外收费，使企业在统一税法约束的前提下，能有更多的财务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生产发展；加强财政、银行对企业的财务监督和法律监督，确保企业间竞争的公平性和规范。
4、加强国民经济统计信息工作，为正确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提供依据
目前，我国统计资料不少，但适用的、可靠的不多。有些关键数据存在明显的矛盾，比如，从某些数据看，经济已经过热，而从另外一些数据看，经济不但不过热还偏冷；还有些重要数据口径不全或者缺少基本的分组。这种现状不利于宏观经济判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政政策也很难谈得上科学合理。因此，要切实重视宏观管理的基础工作，把加强国民经济统计信息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上。通过对经济指标的实时监控，及时确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发展的不同阶段，并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注3〕
六、评述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次通货膨胀和1次通货紧缩, 我国政府在各阶段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采取了各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合模式。本文论述以消除经济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主题，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协调机制和模式，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及其评价，剖析总结了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
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依然是我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通过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1998年到2002年， 为了缓解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压力，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由原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发挥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保持了国民经济适度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从操作上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有了创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捕。作为在特定时期下的政策组合方式，主要基于当时国际国内较为严峻的经济发展环境，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形态出现了新变化。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是扩张，多管齐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不是税收融资型，而是债券融资型。货币政策松动也不局限在某一方面，而是多层面齐头并进。在这段时期，也存在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主要体现为：一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公益性与银行配套资金商业性之间存在矛盾；二是在国债操作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衔接不够紧密，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三是利率的确定对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作用不够。在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方面，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两个判断标准：当现实增长率已接近潜在增长率、价格水平上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目标就需要调整，无论是按照要素分解法还是改进生产函数法，所得到的测算结果都表明，我国2003的现实增长率已高出潜在增长率〔注2〕，分别高出0.33个百分点和0.93个百分点,到了2003年，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也明显回升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出现了明显上扬趋势, 但考虑到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也可以断定从2004年起，为复苏经济而进行总量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停止，在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中，要为货币政策承担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创造条件，就首先必须改善货币传导机制和完善金融货币市场制度。本文还对今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构想作出了新的展望。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实属必然，明年起我国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合理调控总量，着力调整结构。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供给总量的平衡 ，确保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
本文颇有新意的观点主要是针对我国为治理1998年以来出现经济衰退、经济过热而采取的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构建了以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分析框架。
引文注释：
（注1）郭庆旺，赵志耘、何乘才：《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300-301页。
（注2）郭庆旺，赵志耘、何乘才：《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351页,375页。
（注3）李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398-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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