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末，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决定投资将所属罗山六村幼儿园改建成市民休闲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模式，应当向新区政府申请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按照党政选择模式运作。但是，社发局选择了与社团合作，并最终选定了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简称青年会，YMCA）为受托对象，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创办资金，社会发展局又动员了浦东社会发展基金会，以捐助的方式补足机构创建所需资金，以上三方达成了“共建协议”，按照社会选择模式运作。1996年2月21日，罗山市民会馆正式开业。到了1997年，罗山市民会馆拥有“市民休闲中心”、“罗山敬老院”、浦东新区“999市民求助中心”三大类服务设施，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60平米。1998年底，开馆以来参加活动或享受服务的市民已达38万人次。在罗山市民会馆，我们看到了将第三部门公益精神或服务理念融入组织行为的努力，会馆组织行为或工作技巧层面所体现出的 “团结、志愿、服务社会”等理念，也反映出了典型的第三部门特征。
团结。这种团结的理念在会馆活动中在许多侧面表现出来，下面一则生动的故事足以说明这一点。由于会馆所在的罗山社区是一个移住民较多的社区，到会馆的茶室休闲的老人社会身份有很大的不同。在许多社区服务中心不同阶层的市民不容易融合，因此，罗山市民会馆从一开始就注意克服这种现象，努力使所有的享受服务的对象有一种“我们是一家”的感觉。会馆一开始就倡导“先到者为后来者倒一杯茶”活动，就是这种看似平凡的举动，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所有人的思想感情，大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我们是一家”的理念。现在，会馆内刚开始存在的那种身份隔膜已不复存在。
志愿。YMCA的这种特性也在罗山市民会馆各种工作计划中体现出来。根据居民需求开设服务活动项目，并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在服务的同时开发为他人的服务资源，建立一支有一定规模的志愿者队伍，为周边居民排忧解难，通过互帮互助来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倡导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事实上，会馆不仅注意建设一支稳定的志愿者队伍，更“把志愿服务的理念灌输给每个到会馆来享受服务的人，再通过这些受服务对象将志愿服务的理念传播到社区中去”（上海青年会总干事语）。我们看到：来休闲的老人成了会馆的自愿园丁，享受过短期教育服务的女青年后来成了会馆的志愿教师，许多少年成了运动娱乐场上的志愿服务者。1997年会馆在册的志愿者就已达百余人，志愿者服务已经成为会馆的特色，成为会馆文化的一部分。
服务社会。团结人群、志愿服务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建设完美社会”。会馆的经营活动努力实践着这种社会承诺。根据会馆的工作总结以及实地调查的资料可以判断，会馆运行三年来，基本上达到了当初预定的目标，不断扩展其服务内容，先后完成了市民休闲中心、敬老院和999 市民求助中心的建设。市民休闲中心已有数十种服务功能，除了日常服务以外，每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季节、年节假日）还举办特别的休闲娱乐活动，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凝聚社区人气，会馆日渐与社区融为一体。敬老院入住率已达95.65%，如此高的入住率很能说明其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注14）
4、社会选择模式下共青团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在社会选择模式中，党政部门仍然发挥着作用。一方面，共青团仍然接受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具有法定的领导地位，任何社团都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指明共青团工作和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向各级团代会提出委员、常委、副书记、书记建议名单。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登记审批、资金投入、交办项目、制定鼓励扶持政策等方式来表达对具体工作或活动的喜好和支持。
四、共青团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共青团组织变革的必要性
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表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导致社会的转型，这种社会发展的大背景，要求共青团必须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新形式、新任务、新情况的要求。
1、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社会生活政治色彩淡化，团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地位正在逐渐下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团员青年对共青团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在不断弱化。根据团中央的统计，2002年全国发展团员987.6万名，比2001年减少25.6万名，是近几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注15）
2、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由1978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组成，分化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者（注16）。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得新型社团组织应运而生，他们通过为特定社会阶层提供服务，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同时挤压了传统社团的活动空间。共青团组织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
3、“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随着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人们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过去以单位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已经解体。而青年又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团组织传统的组织动员方式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甚至在这种流动过程中造成了团员的流失。2002年，全国流入各地团组织的团员为327万名，流出各地团组织的团员为530万名，说明团组织在流动团员中覆盖不够，造成200多万名团员流失。这对共青团组织尽快调整运行机制，以适应形势发展和青年特点提出了迫切要求。（注17）
4、全球社团革命的大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研究，而研究的切入点就是第三部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赛拉蒙（Lester M. Salamon）教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惊呼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正在悄然兴起，他甚至认为全球社团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或许同民族国家对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国外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模式会为共青团组织变革提供更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共青团组织变革的可行性
1、党建理论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报告进而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注18）。这将为共青团组织自主开展工作提供更大的空间。
2、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已经明确了“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注19）。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处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为共青团组织变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共青团的组织变革：从党政选择到社会选择(四)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