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绝大多数描绘了一个到处弥漫着饥饿、冷漠、暴力、死亡等令人不安的灾难的非理性世界，其中死亡主题显得最为突出。[7]在这样的一个非理性世界中，人物尽情展示了他们各自应付世界的独特方式，同时也呈现了各自独特的人性。在对余华小说人物集体阅览之后，我们会发现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并不是杂乱无章不可捉摸的。在精神层面上，人性呈现出三种精神定位，这三种精神定位通过各自所涵盖人物的集体性格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在余华的思索中，人性已被支离成三部分。以下是其三种精神定位的具体内容。
（一）变态者（疯子）的精神定位。这类人物主要有杀人的疯子（《河边的错误》）、历史教师（《一九八六》）、刑罚专家（《往事与刑罚》）。杀人的疯子屡屡杀害镇上毫无防备的人，拎着血淋淋的人头成了他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历史教师过度迷恋对古代刑法的研究，以一个“疯子”的角色在自己的身上施展残酷的五刑；刑罚专家则准备一场历时十小时的自杀。从表面看，他们的非理性思考是对常人理性思考的背离，他们的行为体现着对世界的非理性对抗。当然，变态者的对抗是有意识的，疯子的对抗是无意识的，但这并不妨碍给他们下的定论：以非理性为核心的反人性。这种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性在整个人性世界占据的是极其次要的席位，甚至可以将其视作人性世界中处于最边缘的一种物质存在。
（二）命运悲剧人物的精神定位。这类人物是余华小说人物的主体，所展呈的姿态最为丰富。这些人物毫无疑问是饥饿、冷漠、暴力、死亡等灾难攻击的对象，有忍受亲情冷漠，在童年时期便已伤痕累累的孙光林（《在细雨中呼喊》），有遍尝世态炎凉，独自承受爱情悲剧的柳生（《古典爱情》），有靠一次次出卖自己的鲜血来换得生存希望的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更有许多无辜的生命在暴力和饥饿面前只能奔赴死亡，完成一次毫无意义的人生。对于这类人物的大多数而言，他们在面对来自外部世界力量强大的非理性压迫时显得束手无策，更无法认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的灾难根源，甚至把灾难本身视作一种合理性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柳生（《古典爱情》）即使在永远失去小姐惠时也没有怨天尤人，幺四婆婆（《河边的错误》）甘心成为疯子施暴的对象，福贵（《活着》）麻木不仁地忍受亲人一个个死亡的痛苦。总而言之，他们都是灾难或积极或消极的承受者，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人类命运的悲剧。他们作为精神的主体，也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尽管有时模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8]他们的理想无非是在理性世界中的常态生活，即剔除了大量灾难的合理生活。
（三）暴力人物（肇恶者）的精神定位。无疑，这些人物是普通人灾难的来源之一，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恶的象征体存在，其次才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存在。出于复仇本能而相互残杀的山岗、山峰两兄弟（《现实一种》），对无辜小孩狠下毒手竟然无动于衷的广佛（《难逃劫数》），出于泄私愤而对小孩残酷体罚的孙福（《黄昏里的男孩》），他们对付世界的方式无一不是暴力。一方面，个人利益的最大限度的攫取驱使他们抛弃一切道德规范，是动物弱肉强食生存规则全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出于对权力欲望的满足，使他人对自己在精神上绝对屈从时，暴力成了一种最行之有效的选择。暴力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中最富有攻击性也是最富有危害性的关系，体现的是兽性在人性中的集体遗留。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全面溃退的征候，几千年文明的积淀面对遗留在人性中的兽性时显的软弱无力。而且，这种兽性远比动物本能的兽性野蛮（如山岗以看起来似乎很“艺术”的方式将弟弟山峰杀害，表面场景没有血腥，显得相当温和，但这种“温和”下面隐藏着远比动物相残更惊人的野蛮）。暴力是他们在世界中的身份确认，更是他们对世界的行动宣言。
二、 思索与关注：三种精神定位对人性的合构
显然，余华对人性的这三种精神定位来自于他对人性本身的怀疑。余华坚信人性本恶，人在原始欲望的支配下，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残忍的本性。“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阶段，它是对野蛮时代的否定，但是文明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野蛮行为的消失”。余华以自己冷峻的目光审视着这世界野蛮、残忍的一面 ,他对人性之恶的解剖是不带丝毫伪饰的。他的作品描摹了令人恐怖的灾难的人性世界，是无可救药的文明的末日图景。造成这一原因的关键在于他童年所受的心灵创伤。余华出生于196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心灵深处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人性的丑陋铺张地展现在余华面前，这让他无法再对世界充满憧憬。尽管余华没有宣称对世界的仇恨，但从他的那些展示人性恶的作品中，可明显地看出他对世界的敌意，至少他显示了对人类文明的绝望，尤其是作为一个作家，这种绝望植根于人类精神的深渊，这让他比常人更有哀号的权力。当然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同样都经历了文革，为什么独独余华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独树一帜呢？余华日后曾动情地回忆起1980年他在宁波卫校进修期间，在靠近甬江的宿舍内爱不释手地读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这是他和自己的第一位精神导师会面，及到85年之后，余华又与他的第二位精神导师卡夫卡一见钟情。至此，余华完全染上了卡夫卡的冷漠 ，对世界的怀疑，想象着在虚幻中建立起一座抗拒现实世界的精神城堡。余华的反英雄倾向直接来源于他的童年经验，1976年，曾被整个中华民族奉为神明的毛泽东主席逝世，这多少会在余华稚嫩的心灵上产生震撼。这是一个渴望英雄和渴望被拯救的时代，但英雄已离去，这让余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悲愤：不再相信英雄，不再相信世界。除了死亡叙述和反英雄主题之外，亲情的冷漠在余华小说中也有相当大的篇幅。如《现实一种》中，两兄弟野蛮地相互仇杀，残酷程度令人毛骨怵然，又如在《在 细风雨中呼喊》中“我”被家人的疏远，祖父被父亲的遗弃，都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的。造成这一点，恐怕也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没有童年时的孤独、忧郁，很难想 象日后他会发掘出如此惊人的文学天赋。
以上的种种事实足以显现余华为何会构筑这样的一个人性世界。三种精神定位是余华对人性解剖之后向读者所展示的三个器官，是余华对人性世界作出的一种解剖性思考。作为读者的我们至今还不能忘记，在《现实一种》中，余华描写医生解剖山岗尸体过程中溢满了津津乐道的语气。医生出身的余华自然对解剖有某种偏嗜，毫无疑问，他的这种偏嗜使他对人性的解剖同样津津乐道。余华将人性世界肢解成三块，以平面的形式向我们展示它们的结构和连接方式，试图让我们的脑海复原整个人性世界的立体状貌。余华的这种思考是其对人性世界精神追击的努力。迎合这种努力，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精神解读。
（一）余华对三种精神定位各自所涵盖的人物的情感及其理解方式。余华曾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9]所以，余华并没有对那些处于暴力压迫下的弱者流露同情，反而常常津津乐道地描绘施暴过程的血腥场景。在他看来，他只不过是在努力接近某种真实，展呈某种高尚。余华对所有人物采取的都是无动于衷的置之度外的漠然态度。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余华对所有人物作出的是一种精神定位而非社会（职业）定位，正像他自己所说，“职业只是人物身上的外衣，并不重要。”[10]所以在作品中，人物的职业往往被淡化，而深层的精神世界相对彰显。也正因为是精神定位，所以三种精神定位各自所涵盖的人物群会有交叉、重叠。比如，变态者（疯子）除了理所当然地涵盖于变态者（疯子）的精神定位之下，也可以涵盖于暴力人物（肇恶者）的精神定位之下，因为他们在客观上确实对他人或自己施加了暴力，只不过是无意的施暴者；同样，命运悲剧人物精神定位涵盖下的人物群也部分地包容了一些变态者（疯子）和暴力人物（肇恶者），因为在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的摆布下，他们的命运同样是充满悲剧意味的。 文明的末日图景——解读余华小说人物所构筑的人性世界(二)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