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循环叙事更多地着力于形式上的突破，是对个人对历史社会环境和文学传统相抗争的产物，他用语言的暴力摧毁了所有的惯例与准则，给人们的期待视野以全新的撞击。
首先，循环叙事对传统小说实现了文类的颠覆与解构。余华的小说文本从情节与意义的生成两方面构成了对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的解构与反讽，代表作品分别是《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仅以对武侠小说的仿作《鲜血梅花》为例，它有着武侠小说的最普通的外在形态，小说主人公一代宗师阮进武之子阮海阔，既无超人的武功，也无除暴安良的大志，在他踏上为父复仇之路后，却发现只是在进行着一次无望的漫游，而漫游的结果是仇人已死，从而复仇不再，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原点。比起古代武侠小说以及当代武侠代表作家金庸的作品而言，《鲜血梅花》中根本没有丝毫可称为武侠经典的地方，它将“复仇”变成了“寻找”，剥夺了小说原本应有的因果性动力，人物只是按程式行动，已经不再具有相应的动机，最终小说的悬念(杀父仇人究竟是谁)揭开(己死)之日，也是阮海阔回到原点之时。从而，余华完成了颠覆性结构的成功冒险。余华对经典叙述模式的戏仿，使读者无法在认同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期望，使他们产生间离疏远和困扰，使他们在“回旋”的解读过程中质疑经典，进而达到向已生成的文化观念和挑战。
其次，重建真实。但这种细节的真实被植入了循环的整体结构之中，局部的逼真与结构的失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世事如烟》中，余华运用了大量的“非人格化”叙述，使每个任务的心理活动和感觉状态都十分生动细致，但小说的循环结构使整个文本向编码精密的蛛网，每个人物都连接着其他的人物，而人物与人物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他们之间的唯一连线便是无法演说的死亡与命运。这样，文本细节越是真实，整个文本就越偏离阅读常规。余华声称：“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 （注4）这种“真实”不是“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而是“作家眼中的真实”。所以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激烈地摧毁了读者所期盼的真实，“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的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实现。” （注5）叙事的循环帮助余华完成了他的真实的重建。
再次，审美价值的解体。余华通过对死亡暴力等的循环叙事证明了死亡的无处不在。将死亡日常平淡化，变成日常生活中人们最熟悉的，不会引起任何人们意识上波澜的叙述元素，人成为被死本能支配下欲望的化身，并表现在破坏性和摧毁欲中，从而消解了人类真善美一体的神话。
余华对时间做了巧妙的安排。作为富有代表性的先锋作家之一，余华尤其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他试图在自己的历史时间中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试图把历史当成一种框架，借以填充他们对当下的生存体验。他的整个“历史”叙述中充满了个人的“现在”感受和对历史的消解和颠覆。余华常用时间的分裂、重复、错位的方式，把物理时间转换为心理时间来结构小说。余华认为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他真实拥有的只有现在。因此他小说中的时间不是一味的从过去指向将来，也不是从现在指向过去，而是一种交叉和错位。几个时间的交错使叙述丰富复杂，出现了多重的象征性画面。在《往事与惩罚》中，叙述刑罚专家对于时间的谋杀，从而导致了对时间的“非时间化”处理，《现实一种》则采用了时间延宕法，将行为与意识分离。
余华还使用幻觉手法对真实进行颠覆。在残雪对“幻觉”大规模使用之后，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幻觉叙事实验。在《四月三日事件》中，主人公“他”的所有感觉、体验，乃至行动都在“现实”和“幻想”的中间状态漂移不定，在十八岁少年身上余华通过“幻觉”的描述而使得生存的虚幻性和不可把握性得到了呈现。幻觉已最大限度地浸入和改变了现实，读者无法去辨析生活的真实与虚假。这在《世事如烟》中，余华对人物的幻觉的描写以及在《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萤火虫》中的幻觉描写为最初形态，《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三）符号化的人物形象。
在余华的作品中暴力成为人存在的方式和动力，人的暴力欲望和历史的暴力欲望形成了一种对人性神秘形式的本质阐释。余华通过暴力这种形式化的隐喻，完成了对人的主题的解构，他通过特别的符号化方式来虚化这一昔日大写的“人”的角色.余华说：“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生几乎都可以用一些很抽象的常用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任何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注6）解构“人”并不是不重视人，恰恰相反，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们重视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人之为人的更本质的、内在的东西，那就是欲望以及人性恶。他们以符号化的人物在暴力的舞台上来展现人性和欲望，构成一种有力的象征，既揭示着存在，又象征着世界，一种人为的主观的世界。
《世事如烟》是余华小说中最典型的这种抽象化、符号化的文本。余华用数字代表人物，并把这些人物以迷宫式的结构排列，颠覆了传统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和性格塑造人物的“人物中心式”的叙述模式。人物只是一种道具，小说关注的是“事件”、“命运”和“欲望”。这些道具的组合方式没有可以自由替换，没有主次之分，代表的只是欲望的流动，这种欲望既是一种非理性的欲望，又是一种超现实的神秘力量。在这种力量之下，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便成了随意搬动的棋子。
余华的“真实观”充满了个人化、主观化色彩， “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生活给我提供的那些东西。所以在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上的一种真实。” （注7）符号象征化的人物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真实。
人物形象抽象化、符号化的直接后果便是作者把握世界方式的变化。传统文本通过“人本”方式，即通过回答“他是谁”来把握世界的“人学”本质。而余华认为冥冥世界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操纵的欲望的爆发，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必然的规则，充满了偶然和非必然的因素。余华曾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如《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作品试图用时间和空间重新结构世界，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然而这种探索的主要成就在于文本形式而非精神，太多的形式探索让余华迷恋于形式之中。这种形式迷恋消解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服务功能，同时又把文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等全部消解。丧失了人文关怀，作品带给读者的仅仅是新奇而非伟大，带给作者本人的也仅是形式探索后的更加迷惘和内心精神的虚空。这种虚空感和迷惘感给先锋文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余华正是走入了后一种危险之中，使得作者和读者之间理解上产生了疲劳和距离。
早期余华写作的所有出发点只是为了寻求一种真实，他发现了现实的荒谬，因此他不遗余力的颠覆常识，颠覆人物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和控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作的深入，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开始意识到一位作家寻求的是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控诉和解构，他更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种高尚便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于是余华创作开始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