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摘要：关于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的原因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但大多或从缺乏激励--监督机制、信息不对称性及信息成本差异的角度或从转轨时期的产权关系模糊及企业家阶层缺位等不同角度说明。本文试从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内部人控制的产生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有着必然的联系，它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路径依赖在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形式。由于路径依赖的固有特性，才使内部人控制呈现不断自我强化的趋势。
关键词：路径依赖 内部人控制 国有企业
一、相关理论及其启示
路径依赖理论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授道·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内容。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是由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而来的。在技术演变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率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对手。相反，一种较之其它技术更具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
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想脱身而去就会十分困难，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
而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中表现了强的路径依赖性。改革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引发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最终导致了内部人控制问题。
二、内部人控制问题表现出强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原有制度的替代过程。变迁的原因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制度的突出弊端在于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工人在集体行动中的“偷懒”和“搭便车”行为以及经营者缺乏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这是中国渐近式改革的逻辑），（林毅夫，1994），企业改革必然是从放权让利入手。20几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始终贯穿思路就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将剩余索取权和经营决策权从政府转移给企业。它通过以下几步的制度安排产生了报酬递增，从而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的自我强化机制。
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放权让利，以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当厂长经理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自主钱”后，便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他们从这种权利中尝到了甜头（即报酬递增）后，就形成了对放权让利的路径依赖，强化了放权让利的需求。尤其是政府通过正式颁布《全民所有制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公司法》等法律制度，明确授予企业经理人员生产经营决策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等多项控制权后，放权让利的路径依赖性更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内部人控制。
其次，放权让利到最低界限后，又两次实行利改税，规定凡有盈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根据实现利润，按55％的税率上交所得税，税后利润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按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以后，又将工商税按纳税对象分为产品税、增值税、盐税和营业税、改进所得税和调节税，企业当年利润比核定的基数增长部分，减征70％的调节税。这些制度安排进一步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利，从而强化了企业对放权让利的路径依赖。
再次，继续放权让利和利改税后，为使企业经营者有更加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采取“双包一挂”、“上交利润增包干”、“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等多种形式。在承包制下，厂长经历与政府主管部门一对一谈判承包条件，在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并签订承包合同后，便几乎完全摆脱了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控制，尤其在剩余控制和使用方面，这一点更为突出。拼设备、盲目扩张、分广吃净等短期化行为和国有资产在此期间的大量流失都与这种制度存在着因果联系。而“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国家负责”的问题日益严重便是这种制度缺陷的真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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