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盈率分析自从１９９６年底有关方面用１２道金牌给股市降温以来，是被使用最多的分析定式，但中国的股市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分析和研究。
（一）从我国银行存款利率方面看
一般而言，股票市场市盈率水平应该与银行存款利率或国债的债息率倒数相一致，1994—1995年间，我国当时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10.98％，再加上保值贴补率(最高时达到10％左右)，1996年春季到期的3年定期国债年利率竟高达24％。尽管当时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才20倍左右，但一般老百姓宁肯买国债也不去买股票，因为20倍市盈率所对应的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收益率为5％，与24％的国债收益率相比差距太大；显然此时股票不具有投资价值，花钱买股票远不如存银行或买国债。然而，市况发展到1999年12月24日，情况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当时沪深两市A股的平均市盈率约40倍左右(沪市43倍，深市37倍)，买股票的人们却比较踊跃，很多人在银行存款和投资股票之间选择了买股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时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已降至2．25％，且没有保值贴补率。而此时40倍市盈率所对应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是2．5％，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因此，与银行存款相比，40倍市盈率的股票就具有了一定的投资价值。现在，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再次回到2.25%，而深沪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却在20倍以下，有人却坚持认为股市泡沫严重，沪深股指也没有见底迹象，。由此可见，股市有没有泡沫，不能简单地用市盈率的高低来衡量，也不能简单地比较市盈率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倒数来衡量。
（二）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看
中国股市的股本由于有流通和非流通之分，还有Ａ股、Ｂ股、Ｈ股之分，同一只股在不同地方的股价相差悬殊，并没有统一的股价，因而也就算不出西方规范股市所说的市盈率。用部分股如Ａ股的股价去除以按总股本（其中Ａ股往往只占小部分）计算出来的每股盈利，并称之为市盈率，就如用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所得去除以社会上劳动者平均工作小时，然后将计算出来的结果称之为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一样，必定是扭曲和误导的。现在人们所谓的市盈率，是假定非流通股等也会有与Ａ股一样高的价格流通交易，而人人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占全部股份约三分之二的非流通股全部都像转配股那样上市流通，股市的整体价格水平至少要下跌一半，这时我们才有与西方股市同口径可比的真正市盈率。
（三）绩优公司和绩差公司市盈率差距悬殊的原因
现在的沪深股市既有5倍左右市盈率的股票，如韶钢松山，也有几千倍市盈率的大量的ST股票，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监管不力，造成不少的优质上市公司是靠造假造出来的，如银广夏、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历经4次配送，到2000年时，上市时的1股就变成13.44股。而公司的总股本由上市时的6830万股扩张为9亿股，增长13倍，流通股由上市时的1720万股扩张为6亿股，增长35倍。然而，东方电子的股本的高速扩张并没有稀释它的业绩。它的业绩每年都以50%的速度增长。但是就是这样一只中国股市上力拔头筹的蓝筹股，它的业绩却是造假造出来的。”（注2）就是这样一些上市公司伤害了投资者的信心，投资者唯恐踏上地雷不敢追高，造成公司业绩越好市盈率越低。二是因为我们的政策给壳资源造成了过高的价值。在中国，上市公司是稀缺资源，公司上了市，意味着可以圈到更多的钱。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上市公司往往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如济南轻骑、三九医药、ST猴王等，而一旦上市公司面临退市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行政手段出面干预，搞拉郎配。虽然自去年以来，由基金倡导的价值投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错误的投资理念仍有市场，“即使是一个没有收入、没有资产的公司，也可以引发人们对未来收益的期望。”（注3）。仍然有大量的垃圾股的价值被高估，市盈率仍然高企，市场平均市盈率也被抬高。
（四）从非流通股问题的解决方向看
“按投资者的身份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区分为国有股、法人股与个人股，是我国股份制经济在发展中的独创，也是世界股份制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注4）“虽然畸形的股权机构带来了诸多问题，但从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角度看，双重股权结构的设置，在当时又是不可避免的。”（注5）如果非流通股按照不低于其初始认购成本，不高于溢价发行后已经大大增值、按公司总股本计算的每股净资产值恢复流通权，中国股市就根本没有高市盈率的任何危险。如果采用不高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全额向流通股东配售，股价水平将大幅度下降，从而市盈率也会是一个合适的水平。如果采用非流通股大比例缩股流通的办法，股价水平可能会大体维持不变，但因总股本大大减少，每股盈利上升，市盈率水平也不会高。在这两种情况下，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都没有受损，市场的潜在风险又都释放了。因此，中国股市屡屡对非流通股可能流通方式的极度警觉和敏感反应，说明中国股市千千万万参与者们的经济直觉远远高过一些似是而非和哗众取宠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从理论上揭示和阐明，中国证券市场从为大股东服务转到为全体股东服务，从保护一部分市场参与者的特殊利益到特别保护处于弱势的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真正地实现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是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惟一正确的道路，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大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