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学说的创始人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收入和企业市场价值。比如说，当经营者不作为内部股东而作为代理人时，其努力的成本由自己负担而努力的收益却归于他人，其在职消费的好处由自己享有而消费成本却由他人负责，这时，他可能偷懒和采取有利于自身效用的满足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该理论认为，债权融资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并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使经营者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但是，负债融资可能导致另一种代理成本，即企业接受债权人监督而产生的成本，这种债权的代理成本也得由经营者来承担，从而举债比例上升导致举债成本上升。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由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可知，片面地增加或减少负债都不利于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只有在负债、权益资本保持恰当比例时，才能实现股东财富和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二) 资本结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资本结构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企业存在最佳资本结构这一财务命题，而且认为客观上存在着资本结构的最优组合，这使我们对资本结构有了以下几点明确的认识：
1、负债筹资是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在企业的各项资金来源中，由于债务资金的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前支付，而且债权人比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要求的报酬率较低，因此，债务资金的成本通常是最低的，当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负债筹资可降低综合资本成本，增加公司收益。
2、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未必是最佳筹资方式。由于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作用影响，过度负债会抵消减税增加的收益，因为随着负债比重的增加，企业利息费用在增加，企业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在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在加大，这时无论是企业投资者还是债权人都会要求获得相应的补偿，即要求提高资金报酬率，从而使企业综合资本成本大大提高。
3、最优资本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负债筹资的资本成本虽然低于其它筹资方式，但不能用单项资本成本的高低作为衡量标准，只有当企业总资本成本最低时的负债水平才是较为合理的，因此，资本结构在客观上存在最优组合，企业在筹资决策中，要通过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使其趋于合理，直至达到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方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双重标准的统一这一目标。
(三) 最优资本结构的评判标准
企业的不同资金来源组合配置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利益冲突以及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企业的价值。如何通过有效的财务管理行为使企业的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形成最优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何为最优资本结构? 其评判标准又应当如何把握呢? 从理论上讲，任何企业都应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各种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研究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如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等，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使其市场价值最大化，这一标准似乎已成为包括我国企业在资本结构研究中普遍接受的标准。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其资本结构是在长期没有自主财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在资本结构理论指导下改善资本结构的微观基础。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能完全照搬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最优标准，而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在研究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评判标准。
1、从企业的经营目标来看，任何企业的经营目标都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设计应为利润最大化目标服务，如以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是相统一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产权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还不发达，产权交易价格和股票交易价格与企业利润的变化方向往往并不统一，有时甚至会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所以，企业市场价值的大小与其资本结构合理与否并不必然正相关。
2、从企业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为获取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是使其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以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评判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与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是相统一，但在以两权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并不一致，企业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过分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通过购并所带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张与股票价格的攀升，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经营利益，但在购并之后，由于购并双方在经营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经营风险会急剧上升，企业的投资者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由于投资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客观存在，投资者不能把握经营者决策的真实目的，因此，投资者为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就必须用某种直观的标准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果，这一标准就是投资收益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投资者投资收益也不必然正相关。
3、从评价标准的可操作性来看，由于企业的市场价值是由股票和债券的市场价值组成的，要使其作为衡量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必然要求它们的市场价值可测量，但由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绝大多数企业的市场价值很难正确测定，因此，将企业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价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并不能完全成为评判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唯一标准，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应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相统一为标准，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情况的普遍存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统一，企业经营者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润分配方案，使得企业即使达到了利润最大化，投资者也无法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监督尚不到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证券市场都不完善的情况下，经营者在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上拥有过大的权力，给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利润分配方案提供了契机。因此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阶段，宜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双重标准的统一作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标准。
二、无锡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结构现状的比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