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惑的精灵——论曹禺《雷雨》中的蘩漪

 魅惑的精灵——论曹禺《雷雨》中的蘩漪
 
 1934年3月，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刊于《文学季刊》，立即以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震动剧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从此宣告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的诞生。
１《雷雨》创作的时代背景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代，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30年代初期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革命的高潮正在孕育之中，人民的反抗怒火在燃烧着。时代的低气压虽然是郁闷的，但却呼唤着、预示着大雷雨的袭来。在剧作中，曹禺将自己对时代的敏锐感受结晶为深刻的哲理，由此透露出时代的精神。
 人们通常把《雷雨》称为“家庭剧”。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动荡不安往往显示着社会的动态和趋势。《雷雨》以一九二三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以周朴园的家庭为代表的封建色彩浓郁的资产阶级家庭和腐朽和崩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前后30年间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以特有的透视力和剖析力，展示了畸形的具有强烈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的罪恶，从家庭的残酷和腐败中透露出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对这种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的残酷和腐败的真切感受和认识可以说大部分根源下曹禺的现实家庭生活。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与当时天津一个显赫的封建官僚买办大家庭——周学熙家关系密切。周学熙是周家最著名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在袁世凯政府里当财政总长，曾参加袁世凯同五国银行签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的卖国借款合同。不久就下台了。但周学熙仍依恃和利用袁世凯的势力进行工业投资，在河北省及天津形成了一个以周学熙为首的工业财团，如唐山的启新水泥厂，耀华玻璃厂，以及天津的华新、中天等厂，都属于这个官僚买办财团的控制范围。由于曹禺的父亲也是这个财团的人物，虽然投资不多，但和周学熙的一位兄弟有较多的诗文交往，加上经济联系，于是就和周学熙关系比较密切。曹禺也因此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观察这个官僚买办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个大家庭的许多人和事，甚至熟悉这个财团兴衰荣枯的变迁。从周家及自己的家庭这样的封建买办家庭生活，曹禺感受到了封建制度的黑暗，燃起了憎恨旧社会的火炽般的激情。当然，曹禺也通过对这些人和事的了解，打开了他后来进行创作的生活源泉。所以曹禺曾说过：“我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今天我们常讲的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而是我那时接触、了解的生活。我对自己作品里所写到的人和事时非常熟悉的。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多了，有一个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所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一九二二年，曹禺就读于著名的南开中学，在上学期间，曹禺花费了很多精力在戏剧上，几乎整天躲在图书馆，读剧作记笔记。可以说在创作《雷雨》之前，曹禺已经读了几百本中外剧作。南开中学文档后，他就开始酝酿《雷雨》，剧中的主要人物周朴园、蘩漪、周萍等多年来盈动于曹禺的脑海。曹禺沉浸于创作的欢愉和战斗的兴奋中，“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欢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与我若何的兴奋”。七、八个月以后，《雷雨》问世了。
2蘩漪形象的双重悲剧性
 《雷雨》激烈地“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怒”，无情地抨击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燃烧着令人惊醒的思想烈火，而这一切闪光的思想和炽烈的情感并不是靠悲剧中人或作者空喊出来的，完全是透过对人物性格的活灵活现的精心刻画而显现出来的。全剧共塑造了八个人物，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而蘩漪是作者在《雷雨》中满怀激情和同情塑造的一个人物。
2.1蘩漪的形象
 蘩漪真正具有“雷雨”的性格。曹禺对这一形象的创作初衷是这样的：“蘩漪是个最令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路，她抓着周萍不放手，想重新拾起一堆破碎的梦救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她到死亡。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剧中这个美丽的，有着个性解放要求的资产阶级女性，怀着对爱情、婚姻、家庭自由的渴望的女性，被周朴园以欺骗侍萍同样的手段骗到了周家，过着孤寂、空虚、痛苦的生活。在这十八年沉重地笼中，她变得孤独、脆弱而且乖戾。以至于周朴园说她“精神失常”了。直到周萍出现并闯入她的生活，使她如死灰般的心又燃烧了起来，她把性命、名誉统统交给周萍，把一切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拼尽了全力要逃出这“残酷的井”，对周萍说“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但同样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畸形家庭中的周萍是不值得她爱和牺牲的。因而压抑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者。
2.2蘩漪的双重悲剧性
 蘩漪是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作者赋予同情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她性格中的双重悲剧性。
2.2.1资产阶级女性和旧式女人的双重悲剧性
   蘩漪，资产阶级女性和旧式女人的双重性。对于蘩漪性格的两重性，曹禺先生说：“她是一个受过新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显然在蘩　　漪这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身上还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色彩。蘩漪出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年，又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三个时期都在她的身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蘩漪具有旧式女人的“文弱、明慧”，以及在仆人面前那种旧式大家主妇的风范和对侍萍、四凤深重的阶级偏见。另外，她上过私塾，又“受过一点新的教育”，这不仅使她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丰富了她的感情，开阔了她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使她具有了较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条件，所以当资产级革命的浪潮掀起以后，受到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使她不安于“三从四德”所规定的命运，她要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改变身为“工具”的命运，力图作为一个“人”而“真正活着”。她不顾封建礼法高呼：“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这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重要表现。
　  蘩漪生活了十八年的周家的阶级属性对她的性格亦有很大影响。周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有明显的封闭性和凝固性。这对她的个性解放是一个极大的限制。同时也使她的反抗形式明显地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女性。西方资产阶级女性虽然也没有政治地位，但是在个人生活上却有一定的自由，而蘩漪却没有任何的社交自由，她完全是周朴园的附属品。虽然在物质上她应有尽有，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资产阶级太太的生活，但在精神上却一贫如洗。她迷惑的心让她无法走出周家的大门，她的追求只能限于周家，干涸的心碰到周萍，她便把目光投向了她明知不该爱的周萍，使她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结局。为着自己的私欲，她泯灭了做母亲的天职，但当爱情的梦想破灭时，使她不得求的心走向了疯狂。她开始反抗。主要表现在周朴园的反叛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格格不入，一次一次的冲突中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差，终于在最后的冲突中让周公馆的黑暗暴露无遗。
 虽然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带有个性解放思想和封建专制斗争的性质，具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意义，可是在蘩漪性格中的封建性使她的反抗不能不带有旧式女人的痕迹，具有软弱无力的特点，她对周朴园的禁锢和摧残感到痛苦，使出一切力量进行反抗，却不曾想过要与周朴园彻底决裂：到周家以外去呼吸更为自由的社会风气，她虽然竭力反抗，但她并没有正确的估计一下自己与对手之间悬殊力量的对比，对她反抗的前途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所以在传统的重压下，她没有也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力量去挣脱周朴园的控制，尤其是她所爱的周萍不可能离开周家带着她远走高飞，这就使她的反抗带有某些苍白的病态。
 蘩漪具有的不仅是反抗精神，还有对个性解放的要求，虽然接受过新的教育，但她却不知如何获得个性解放：蘩漪在周家过的是冬眠似的生活，没有地位没有自由，什么都要听周朴园的摆布，这使他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但这并没有把她内心的渴望浇灭，因此当“五四”风暴席卷全国，反对旧礼教使她的生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她从冷漠地“等死”转变为“真真正正活着”的追求，然而蘩漪以往所受的“一点新的教育”都不能使她对如何才是真正活着，做出比较正确的回答，她所追求的爱情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她陷入了盲目的、荒唐的“爱”中，当周萍弃她而去时，她显出了女人最后的绝望和无力挣扎，也显出了蘩漪性格中旧式女人的怯弱。
她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却要通过私奔的方式来实现，尽管她大胆，勇敢的追求爱情自由，却想也没想过要与骗她十八年的自己并不爱的周朴园断绝关系，她虽然把爱情视为生命中的全部内容和生活的最高理想，但是哪怕以闹鬼的方式存在，她也可以在周公馆屈辱的活着，这说明她虽受过新的教育，但她身上的浓厚的封建色彩，使她无法摆脱家庭和社会的束缚，无法获得最起码的个性解放，由此可以看出，蘩漪兼有旧式女人和资产阶级女性的双重性。
2.2.2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双重悲剧性
 蘩漪这个从走廊上静静走来的女人，阴鸷而沉郁，穿着一身镶灰花边的旗袍，如同一朵黑色的玫瑰散发忧郁的芬芳。她的眼睛大而灰暗，沉静地灼烧着“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必然在她身上体现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悲剧性。
 蘩漪是周朴园十八年的妻子。周朴园是封建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对过去的罪行的掩盖，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以及他贪婪、霸道，进一步表现了周朴园冷酷、专横和伪善的本质。可是他还“正人君子”的统治着周公馆，维持周公馆表面上的平静局面。蘩漪和这样一个人一起生活了十八年，也打上了封建阶级性的烙印。看看她的封建性在剧中的表现，她具有封建女性的主要品质，相夫教子。尤其是当她知道自己儿子周冲喜欢四凤时，她认为不妥，甚至极力阻挠，对周冲：“她（四凤）始终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下等人。”这显然是封建阶级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并把它强加在周冲身上，是封建家长制的再现。蘩漪又是周萍的后母，也是周萍的情人。周萍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性的知识分子。蘩漪爱周萍，在周萍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下，她大胆地向封建礼教的婚姻观挑战，追求真正的爱情，是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自由婚姻观。看看她最后地呐喊：“我是人，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这符合资产阶级女性解放的潮流。
 蘩漪的双重阶级性，造就了她双重的悲剧性。蘩漪与周朴园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喝药中，周朴园命令周萍跪下来劝蘩漪喝药，从而有力衬托出繁漪与周萍之间更为动人心魄的心灵交锋。这一小小的细节激化了蘩漪与周朴园的矛盾，再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就造成了蘩漪封建悲剧的历史根源。蘩漪与周萍的矛盾冲突，是由蘩漪发现周萍爱上四凤并且两人准备私奔引起的。由此，蘩漪与周萍的矛盾开始激化，导致一连串戏剧变化，引爆了一场悲剧，而蘩漪居于悲剧的核心，也是她追求资产阶级爱情观的悲剧再现。
2.2.3“可怕”与“可怜”的双重悲剧性
 蘩漪的双重悲剧还体现在她的“可怕”与“可怜”上。曹禺曾说过“蘩漪的性格是雷雨的”。她在雷雨中洗去了自己的血性，磨光了自己的棱角，却也在电闪雷鸣中扭曲了自己的灵魂。蘩漪是可怕的，“她素来阴鸷怪异，时而敛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她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裹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突发性和猛烈性”。但是，夹杂着畸形的爱恨生存于一个旧式的封建家庭中，她又是可怜的。她爱上了周家的长子周萍，落到了“母亲不象母亲，情妇不象情妇”的地步。再追求憧憬中的幸福的时候，恰恰将自己带入了一个既毁灭着自己，又毁灭着别人的处境。长期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压抑的几乎窒息的环境里，受着没有丝毫感情可言的丈夫周朴园强硬的压制，蘩漪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的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封闭冷淡的家庭压抑了她的活力和个性，把她生命中的热情扭曲成带有毁灭一切的彻底极端的性格。
 从一个侧面上看，蘩漪是个可怕的魔鬼。她从沉睡中被唤醒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恨你们！”。为了对周萍那份炽热的感情，她抛弃了母亲的天职与妻女的妇道，在她血管中奔流的就只剩下自私的血液和复仇这类肮脏的东西。她爱着周萍，不顾一切，为了长时间占有自己的情人，她会卑鄙、引诱、恐吓甚至于乞求；她会用尽各种手段去打压，甚至是摧毁给自己婚姻计划带来麻烦的四凤；她更会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疯狂地去摧毁他，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儿子来达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目的。她是个令人生畏的女人，犹如一柄没有过人的力气便不能驾驭的利剑，犹如一杯没有铁石一般心肠便不能饮下的烈酒。成为旧式婚姻牺牲品的蘩漪，不但没有对儿子追求自由结合的幸福表示支持，反而以门当户对的封建标准设计周冲的幸福，这是一种变态性的报复行为。她的意识深层仍然存在着封建专制思想摧残人性的可怕一面。
 蘩漪是可怕的，但当她发泄出欲望的怒火后，当黑暗和孤寂再度啃噬她本已脆弱不堪的心灵时，我们不难发现，她又是可怜的。
 蘩漪的可怜，在与周萍的感情纠葛和与周朴园的抗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对周萍的感情面前，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周萍不放手，像重拾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然而，蘩漪对周萍寄予的感情毕竟不是正常的，周萍也并没有真正爱过蘩漪。蘩漪陷入对周萍的爱中不能够自拔，疯狂的情欲燃烧着她，使她本来就不安定的灵魂、被压抑的生命力更加灼热，最终引发了近乎疯狂的“雷雨式”的情感大爆炸。为了爱情她可以不择手段的百般阻挠周萍与四凤的感情，甚至不顾尊严、死搅蛮缠的跟踪周萍，下跪哀求周萍，在不得所爱后竟残忍地做玉石俱焚的举动。这条坎坷的感情路，把蘩漪引向了死亡，像蘩漪这样敢爱敢恨的女人，或许注定只有发疯才能解脱，才能挽回曾经的爱。而与周朴园一段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亦是将蘩漪逼上绝路的重要动因。这段夫妻关系所包含的爱恨情愁，也恰是体现出了蘩漪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的可怜与悲哀。蘩漪带着恨与悲沦为癫狂，留给我们眼泪与怜悯。
 “可怕”与“可怜”的融合，交缠成一条警醒人世的皮鞭，让人们在为蘩漪这个饱满而真实的戏剧形象所震撼的同时，引发深深的思考。正如曹禺本人所说：“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在于她从又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家庭和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禁锢的黑匣子，是连一点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的，在这个黑匣子里，人性被扭曲异化，美的心灵被扼杀窒息”。蘩漪在进行着“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正活一下的女人”的生活的抗争，可是当时的社会，正处在中国社会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孤独寂寞的她紧紧地抓住手中救生的稻草，想重新拾起一个破碎的梦把自己还给幸福，但是这条路却导致了变态，终究走向了灭亡，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自己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偏把我救活了，救活了又不理我，慢慢的将我枯死”。
 蘩漪的悲剧性，还在于透过她的悲剧命运昭示出：在旧中国，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蘩漪的热情爆发时，的确有着她的尖锐性。她“满蓄着压抑的‘力’”，她有着“铁的手腕”，甚至叫人感到“阴鸷可怕”。这一切看来都似乎具有“雷雨”的性格。但是，她又是多么孱弱啊！在利已主义的发条上产生的反抗力量，毕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的。而从追求个性自由产生的爱情也并不是美丽的，也不可能把她引导到一条幸福的道路上去。因此，当她撕碎周朴园这个腐朽、罪恶的家庭的伪善面纱时，往往也在撕碎她自己的面目；当她破坏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着自己的自由时，也在损害着别人的自由。尽管作者喜爱这个人物，给予她更多的赞美；但是，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违反生活的真实，也没有违反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她不安于“三从四德”所规定的命运，她想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改变自己身为工具的命运，想做一个真正的活者。然而，这个女人瘦弱的手不知觉中以自己感情的殉葬把个性解放与反封建的旗帜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度，却终究没能力挣脱封建的枷锁。在恶劣的社会条件下，她承受着双重的打击，双重的失望，双重的痛苦，双重的悲剧。终于，在时代大潮的拍打下经受不住考验，从理想的高处上坠落，惨烈地走向幻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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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刘勇，李春雨．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12月．
 [3] 林志浩. 王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4] 余孝明．三十部文学名著导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