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前期的经济结构和货币制度的变迁
二．汉代总体经济环境和货币制度的确立
三．王莽新朝的货币变革
内 容 摘 要
在分析西汉前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变迁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西汉前期货币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历史作用。认为秦朝之统一货币之后，是经济结构的因素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萎缩。论证了刘邦、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货币变革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的作用，及后来王莽新朝的货币变革，体现了国家力量控制经济的内在逻辑及其互动关系。
汉代货币制度
一
我们讲汉代的货币制度可以分为而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汉初的基本货币制度，其中包括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这段时期，第二部分，为王莽新朝所采用的千奇百怪的货币制度。
首先从我们西汉初期开始，随着秦朝的灭亡，刘邦建立汉朝。汉承秦制，货币制度也一样由国家控制的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处于真空状态，重返故里的工商业主包括部分六国贵族在内，自然运用其传统资源和技术，铸造货币以牟利，同时也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布衣出身的刘邦集团了解民间疾苦，知道民心向背，明白如果继续施行秦朝的货币制度，打击民间铸币，很可能引发新的矛盾，既不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铸造和发行货币以满足恢复经济的迫切需求。故而，建国伊始，刘邦即将私人铸币合法化。《史记·平准书》云：
“汉兴……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
《汉书·食货志》则明确记载刘邦令民所铸之钱为“荚钱”，云：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金属货币是称量货币，其铸造质量和发行数量受到金属拥有量的制约，其购买能力也由货币的重量和质量所决定。秦朝统一货币的目的是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对资源的垄断，发行的半两钱，实重和文重一致，质量和重量都有保证。但是，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其购买力又是按照钱文显示的重量计算的，在交换过程中，实重小于文重的钱币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私铸轻钱就成为牟利最快捷的途径，所以，盗铸的钱币实重自然小于半两。至于私铸钱币的实际重量必然五花八门，又不利于经济交换的正常进行。国家既然没有足够的财力发行新货币，禁止私铸不仅不利于经济恢复，而且还会引起新的动乱，不如统一货币重量、承认私铸为合法，故“更令民铸荚钱”。荚钱重量是三铢，只有秦半两钱的四分之一，而文重仍然是半两，因为其形如榆荚而名荚钱。深入认识这一举措的意义，还要从汉初的政治形势说起。
工商业的发达，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民间盗铸行为必然泛滥，盗铸的主力就是那些有实力、有技术、有经验的工商业主，其中也包括那些被迁移关中的豪强大姓。上文已指出，铜钱虽是称量货币，其价值决定于其自身的重量和质量，但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流通过程中，其价值和价格是分离的，人们是按照铜钱的面值计算价格的，因而盗铸的铜钱重量要小于文重才能使利益最大化，所以汉初民间铸币的重量轻于半两。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私人铸币是对国家权力的破坏，以轻充重、以次充好更为国家所不许。但是，在汉初的历史条件下，刘邦如果禁止私人铸币，打击私人铸币行为，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被迁移关中的豪强大姓，显然在政治上不利于汉政权的稳定。他们已经失去了故国和家园，把他们迁往关中“与利田宅”的目的就是以怀柔的方式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以防止他们为乱地方。如果因为私铸钱币将他们绳之以法，显然是在政治上把他们推往汉王朝的对立面，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
汉初的货币制度与秦不同的是，汉初半两钱的实际重量变轻了，汉文帝时半两钱只重四铢。铸币的名称和重量，两者由相符到有差距，这是世界货币史上的共同现象。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节省币材，一方面也标志着货币地位进一步确立。 西汉初年，曾允许私人铸钱，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于是严禁私铸，违者处以死刑。但违法盗铸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又允许私人铸钱，但规定不得掺杂铅铁降低钱币质量，违者处以“黥刑”。这样一来，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就得到公开铸钱、大发横财的机会。大夫邓通由于铸造钱币，财富超过了王侯。吴国豫章郡有铜山。吴王刘濞就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铜铸钱，“富埒天子”。 公元前154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曾狂妄宣称：“我的金钱在全国到处都有，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送给。” 从经济上看，由于私铸的钱币越来越多，市场上各种钱币杂用，很不统一。老百姓用钱，在郡县之间就有所不同，有的因用轻钱，一百个钱还要贴补上若干。私铸的钱币偷工减料是不足为奇的。有一种钱，轻小得象榆树的果实榆荚一样，而中间的方孔又特别大，不小心就碎成四爿，它的重量只有二铢多，竟在上面还铸明“半两”。
文帝“除盗铸钱令”对经济结构的另一个影响是加速了工商业者对普通受田民的兼并进程。尽管人人都明白“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依市门”这个道理，但在农业社会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更是保持其财富的最佳手段。当然，这里的“以本守之”并不是说经营农业，而是指用经营工商业赚来的钱购买土地，从而使财富增殖。所以达官显贵也好，工商业主也好，无不以兼并土地为能事。
汉景帝平定吴楚之乱以后，又禁止私人铸钱。但私铸钱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汉武帝统治时，为了遏止私铸，就频繁地下令进行钱币改铸。以后，他又严令执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经济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等权力全部收归官营，从而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上豪强权贵的割据势力，开辟了更广泛的收入来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采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币”。白金的币面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所谓白金，实际上是银和锡的合金。 白金是中国最早的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出现了图型。在此以前，钱币上只铸文字，不用图画，与希腊体系的钱币不同。汉武帝时中国已同古罗马、印度等国有贸易往来，白金铸图型很可能是受到外国币制的影响。 皮币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养的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小小一块画了图的鹿皮，竟然作钱四十万，在当时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不过，正因为它的币材与币面的价值相差悬殊，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最早尝试。 白金、皮币的弊病，汉武帝很快就发现了。于是在发行白金和皮币以后的几个月，开始铸造“五铢钱”。 五铢钱相当精美，铜色浑厚匀称，文字端庄俊秀，并且采用了战国时刀币、环钱边缘突起的轮廓，以保护币上的文字不致磨损，同时增加牢度。这一边缘突起轮廓的铸造法从此就固定了下来。 五铢钱大小得体，轻重适中。在这以前，大的如某些刀币，长十九厘米，重五十多克；小的如荚钱，直径不到一厘米，象豌豆那么一粒，携带与计数都很不方便。五铢这一标准是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实践得来的，因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将铸造钱币的大权收归中央所有，并在上林苑设立负责铸钱的机构，称作“上林三官”。铸造钱币有了专门机构负责，钱币的质量就有了保证。这时铸钱已经采用了铜质母范的方法，即先用泥土制成非常精美的凹模祖范，然后铸出凸模铜母范，用它可以造出无数的凹模泥范，因此铸出的铜钱大小和式样完全一致。至于钱的边缘，原来是用手工来锉平的，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叠串在一起用车刀车平，在技术上有了进步。 从史书的记载看，汉代在发行了五铢钱以后，钱币使用得更加广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钱可以买到官职，也可以赎罪。汉以前，作为政府一大开支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实物来支付的；到了西汉，名义上虽然叫若干石，但在实际发付时，有的发一半谷粟、一半铜钱，有的则完全发钱。东汉时的官俸，连名义上都改为一半钱、一半谷粟了。钱币的用处这么大，人们对于它的追求也就更加强烈。汉代钱范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金钱万能”好象已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 从公元前116年起，五铢钱已作为唯一的钱币，独步于汉帝国的疆域。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王莽称“假皇帝”，代行皇帝职权，才发行了三种新钱：大泉、栔刀和金错刀。 王莽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挟黄金，人民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的干脆没收。他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 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中国历史上，在货币制度方面展开这样剧烈的斗争，还是少见的。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 公元14年，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灭亡了。 在中国货币史上，王莽的币制最为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然而它也促进了铸钱工艺水平的大大提高。金错刀的错金技术炉火纯青，“一刀”两字发射出水银的光彩，后代人都把它作为珍贵的工艺品来收藏。东汉张衡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所赠，看来不会是一把真的刀；成语“铸成大错”的“错”，本义也指错刀，借用为错误。货布长二寸半，宽一寸，四枚连在一起，恰好等于汉制一尺。货布制造规格很严，即使检查上千枚，其大小轻重也少有差别，以致可以由钱币来确定汉代的度制和衡制。
参 考 文 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臧知非．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J]．江海学刊，2003(3)．
[6]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书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