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图7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1999年和2000年东西部地区市场化的步伐都在加快，但东部市场化的步伐却远远快于西部地区，而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原有的国有经济之外催生出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只是制度变迁绩效差异的一个具体表现。下面本文通过东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来进一步论述东西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2.东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分析
正如诸多学者所言，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林凌，1996)。显然，该观点只是从表象上看到了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环境之下进行的，而之所以东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出现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在于制度变迁程度或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在以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制度环境之下，我国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均是一片空白。如下表所示:
表4 1978年中国改革前夕的所有制结构（%）
全国
东部
西部
国有经济
77.6
75.4
85.3
非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22.4
24.6
14.7
城乡个体
0.00
0.00
0.00
股份制企业
0.00
0.00
0.00
外商投资
0.00
0.00
0.00
港澳台投资
0.00
0.00
0.00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78年前夕，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结构为主，这一所有制结构是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而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上，其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在国有经济之外生长出了非国有经济，其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经济以及港澳台等。非国有经济的出现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来逐步代替或置换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市场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非公有化(樊刚等)”。
我国市场化改革是从微观角度上的激励机制和价格机制入手，从而大大缩小了行政计划控制的范围，激活了人们的利润创新意识，提高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也就是说，在整个改革期间，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改进(蔡防，2003)，而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改进并不必然地依赖于市场环境，即市场环境是技术效率改进的外生变量。从而由技术效率的改进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各地区之间没有产生较大的差异，即使有也只是短暂的。而配置效率则不然，它的改进则完全依赖于市场条件下要素产品市场的发育，其高低则取决于市场发育的程度。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各种要素、产品价格由中央统一制定、规划和调拨，造成要素、产品市场受到极度扭曲，从而配置效率受到极大的压抑，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没有太大的差异。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各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各地区之间由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引起的配置效率的差异，配置效率的一个根本宗旨就是要求资源、要素在各个行业、地区内自由流动以获取最大的要素收益率，而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取向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所有制结构的限制，摆脱以往的“资源垄断”局面，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就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莫定了一个“制度基础”。据世界银行属下的国际金融公司对中国私营部门的调查报告，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到62%，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已被十六大报告所肯定，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然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平衡导致了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差异，而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差异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后，这些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及其它非国有经济，抓住开放机遇积极吸引港澳台资本和外国资本举办“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等，使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幅度上升。如下表示:
表5 2002年东西部各经济成分工业总产值以及所占比重 亿元，%
产值
成分
全国
东部
西部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国有经济
45178.96
44.57
24454.24
36.10
5358.80
69.04
非国
有经
济
集体经济
9618.95
9.49
6939.14
10.24
10.24
4.43
股份制经济
14119.03
13.93
8016.43
11.83
1482.97
19.11
外商投资经济
18790.47
18.54
16691.35
24.64
365.62
4.71
港澳台投资经济
13668.81
13.47
11637.37
17.19
210.60
2.71
合计
101376.22
100
67738.89
100
7761.84
100
表5中的国有经济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的17.04%，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达到27.53%。从整体上来看，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迅猛，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一半以上，特别是我国近年来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增长最为明显，非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从上表有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在我国市场化的进程中走的更快，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东部地区的国有经济成份大幅度下降，而非国有经济成份发展迅速，其所占比重已经达到将近65%:西部地区除了非国有经济中的股份制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外，其它非国有经济成份发展相当缓慢，其经济的发展重心仍然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同时，东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差距也相当大，西部的工业总产值不到东部地区的1/2，而在对地区总产值所做出的贡献中，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率是63.9%，西部仅为30.6%，二者之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样，东西部双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
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部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呢?有的学者将之归结为国家的倾斜政策，也有的学者将这归结为区位优势，国外学者威登鲍姆和哈吉斯(we1denbaumandHughus，1996)、王(wang，1992)和迈克易(Mackie，1992)从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的角度来试图解释这种差距。他们认为，海外华人常投资于其家族祖居的地区或乡村，他们投资于与其有亲缘关系的大陆公民所居住的地区，这些亲属能帮助他们说情，以使他们的财产得到保护并获得买卖契约。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海外华人联系紧密，从而导致这些地区能得到较多的海外直接投资。朱(Zhu，1991)指出，1991年中国香港的海外华人多数来自广东省，80%的中国香港人说广东话，这一事实在海外投资上的反应是:从1986一1991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6既来自香港(Redding，1995)，而40%多流入广东(世界银行，1997)。的确，海外关系的存在使得东南沿海地区在吸引这些直接投资时，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然而正如本文所认为的，它与自然环境、区位因素一样，只能是次要因素，而非主要因素，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东西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正如瑞默(Rimmer，1992)与鲍斯顿(P。st。n，1994)对加纳与中国的比较所显示的，在20世纪80年代，加纳海外人口约200万，将近其1987年人口总数的15%;中国1990年海外华人约3676.5万，仅占大陆同期人口的3.2%。而加纳在1980一1984年吸引的海外投资不到中国的1/40，可见海外关系并非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显然，其背后隐藏着较深的制度因素。正如前文所言，东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差异仅仅是制度变迁绩效的一个表现。紧接着本文将从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的角度来探讨导致东西部制度变迁程度差异的原因。
3.东西部制度变迁程度差异的原因
本部分主要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西部制度变迁程度差异?正如诺思所言，“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并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没有制度的创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配套，也可以刺激劳动者创造更多财富:正如中国改革初期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的替代，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其中并没有渗透耕作技术的改进，但是从技术变迁差异理论可知，再先进的机器设备若被配置在低效的制度环境中，其效率低下可能不如手工操作时代的效率。同样，对制度来说也是如此。由前文可知，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制度环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新移植制度能否在本国产生预期的经济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现存制度环境对这种“舶来品”的包容程度以及制度变迁成本的大小，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一种制度在中国两个地区产生不同经济绩效的原因。
首先，本文打算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所谓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例如，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与制度安排不同，制度安排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革命或法定形式产生变迁，而制度环境变迁则非常缓慢。从而就决定了新移植而来的制度或制度安排与现存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磨合将会十分漫长，要么前者不断改变自身内在的结构、形式去适应后者，但这最终将使原有的新制度或制度安排产生变异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路径”，偏离制度移植主体即初级行动团体的初始预期;要么后者通过不断的改变去适应新制度，从而进入原先预期设定的“路径”。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模型时，一般将制度环境视为外生变量，本文在分析时将制度环境作为内生变量来对待，即制度环境是制度变迁程度的因变量，但含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环境略有不同。在分析中国的制度变迁时，制度主要指经济体制，具体是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主要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制度环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现存产权制度基础和现存计划经济体制存量;二是差异的产业结构基础。
我国西部的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制度环境:
其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主要是建立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起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相对低于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相对高于西部地区，从而双方不同的产权制度基础就为市场经济体制在东西部地区的推进奠定了差异的制度环境。由前面表四可以看出，在改革初期，东部的非国有经济所占全国非国有经济比重高出西部地区将近10个百分点，国有经济比重低于西部地区将近10个百分点，这就为未来东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程度的差异奠定了不同的制度环境。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东部地区的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下降的幅度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制度环境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如下表所示:
表6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及变化量（%）
年份
地区
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1978年
1992年
1978-1992年变化量
西
部
贵州
81.2
73.0
—8.2
甘肃
90.8
74.9
—15.9
陕西
84.2
66.1
—18.1
宁夏
82.8
78.6
—4.2
云南
80.5
73.5
7.0
青海
81.7
82.4
—41.0
新疆
74,2
33.2
—0.7
广西
82.4
65.6
—16.8
内蒙古
77.2
76.7
—0.5
四川
81.4
58.0
—23.4
西藏
76.6
63.4
—13.2
重庆
NA
NA
NA
东
部
广东
67.8
32.5
—35.3
浙江
61.3
26.4
—34.9
福建
74.2
33.2
—41
江苏
61.5
28.2
—33.3
山东
67.6
36.6
—31.0
上海
91.2
55.2
—36.0
天津
NA
66.4
NA
海南
82.6
69.8
—12.8
辽宁
83.6
70.3
—13.3
河北
71.7
66.6
—5.1
北京
NA
57.8
NA
全国平均
77.6
48.1
—29.5
由上表可知，在西部省份中，除了新疆在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有经济下降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其它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青海的国有经济相对比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略有回升;在东部省份中，除了海南、辽宁、河北以外，其它省份地区的国有经济下降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中，由于东西部制度环境的“起点存量”差异，导致在推进各自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不同的制度变迁绩效，使得制度环境的差异进一步拉大。这可以从下表1998年东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进一步看出:
表7 1998年各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及其比重 单位 亿元 %
比重
地区
乡镇企业增加值
占全国比重
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
占全国比重
全国
22186.5
100
15530.3
100
东部
13402.6
60.41
10337.9
66.57
西部
1898.3
8.57
975.5
6.28
由表7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远远快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增加值和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均超过了60%，而西部地区不管是乡镇企业增加值还是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都不到10%，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出，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增加值仅为东部地区的14.2%;其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则更差，还不到东部地区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的1/10。由此，东西部制度环境的差异进一步扩大，这就为东西部双方在各自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会出现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而使双方进入不同的“路径依赖”，产生差异的制度变迁绩效。
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之所以滞后于东部地区，除了产权制度基础这个因素之外，还与制度环境中的现存制度安排存量有关，也就是现存的传统计划经济存量;从制度形成的方面看，我国内地的制度大多形成于传统经济体制时期，由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的投资和政策都是向内地倾斜的，由此内地的“传统制度积累存量”明显地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内地经济改革程度慢于东部还可能与双方传统制度积累的“量”有关。现存制度安排可能还有残存价值，就像一架机器用了一段时间后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下会产生贬值，但在旧技术的平均可变成本还低于新技术的平均总成本期间，企业在短期内不会革新一个新的技术程序的。对制度安排来说，该规则同样成立。由于“惯性”作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会自生自灭，在一定程度上和条件下还会继续发生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缓新制度产生作用的时间和效果。
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政府主动选择的，它是当时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与政府希望迅速实现工业化目标相结合的产(林毅夫，蔡防)。同时，也是为了平衡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因为据估计建国前，中国工业的70%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只有3叽分布在内地。建国后，中央政府为了改变这种区域不均衡的局面，加强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以及“三五时期”的“三线建设”，奠定了新中国特别是内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然而不论是“一五时期”、“二五时期”还是“三线建设”，都是通过中央高度计划的投资方式在各地区进行资金、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以集中命令的方式分配经济资源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运转的时间越长，对低效率的积累也就越深，其结果会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处于严重扭曲与失衡的状态，而这种体制残留至今仍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区域差距的形成与扩大产生重大影响，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国家输血性投资”会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其最消极的影响就是为西部地区积累“依赖”意识，一旦产生过分依赖“政府输血”的心理，即使有良好的发展机遇，西部地区也会白白丢失。譬如80年代中国与西北和西南的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为西部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可遗憾的是西部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机会;90年代国家实施小康战略与扶贫攻坚计划，加快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发展非农产业，西部仍然没有觉醒(张曙光等，2000)。而另一方面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性资金”的多少与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密切的联系。一旦国家财政不力，西部的经济建设马上就会陷于停滞，这种“依赖”意识使得在改革开放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有学者也谈到，“改革开放政策是政府对其自身财政能力不足的一个回应(张杰)”。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项目与资金的攻关上，而没有重视西部自身的“造血机制”的再造，也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在改革之初，东部轻纺工业取得优势获取了消费者的货币投票，创造了更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形式，对外开放有力地吸引了外部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一些明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壁垒土崩瓦解(饶国平等)。显然，东部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西部却惯于“国家输血”意识，不愿意放弃现有的经济体制，从而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与东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陷于“路径依赖”。
其二，东西部之间差异的产业结构是导致东西部市场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宏观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出发，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积极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第三产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截止2003年底，全国第三产业总产值已达到37669亿元，占全国GDP值116694亿元的32.3%，它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从微观上看，在建国后，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以及现实国内外环境的约束，中央政府进行的“大开发式建设”譬如“一五”、“二五”、“三线建设”等，它们实际上都属于政府供给主导型为主的开发建设，传统的“三位一体”的资源配置结构使得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区域分工与地区比较优势被严重模糊，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在这种体制之下的作用将不复存在，这为以后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埋下了不利的因子。正如蔡防(2003)所言，“一定的地区发展格局固然是历史各种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因素造成的，但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某种‘自我维系’的特性”。也就是说，以往的主体行为会对主体未来的决策形成“惯性”影响。由于主体的有限理性使得他在获取信息时的认知成本极高，再加上“风险厌恶”的存在使主体在面对新的不确定性时会放弃即将做出的选择(即便这种放弃并非是理性的)，转而去维持现存的格局。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就是打破以往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配置结构，从而市场化与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行为目的的不同，必定引起现存的产业结构对市场化改革形成无形的阻力。区域各方由于现存产业结构的差异，从而会对各自的市场化产生差异的影响。诺斯曾经谈到:“现在或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人们未来的选择。”
西部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所占比重大，第三产业发展却严重滞后，在1978年，西部的第一产业占35.2%，1989年为32%，1993为33.4%。长期以来，西部由于受到观念、制度、资金以及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使得产业结构的调整十分缓慢，而市场化改革要求资源、资本的重新组合配置，以获取最大的资源整合效益，最终使得行业内部、行业之间的要素收益率相等，但是滞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严重阻碍了进程，致使东西部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进一步拉大，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如下表所示:
表8 2000年东西部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亿元
产业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全国
14212
15.9
45487.7
50.9
29703.8
33.2
东部
6803
11.8
32427.48
56.16
22699.4
39.31
西部
2817.29
21.33
5608.96
42.48
4777.22
36.18
可以看出，西部第一产业比重比东部地区高出10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尽管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与东部地区相差仅为3个百分点，但其总值却与东部相差甚远，仅为东部地区的1/5，第二产业的总值仅为东部地区的l/6，而第一产业总值约为东部的1/3强。可见，西部的传统农业生产在市场化改革20年来仍占较大的比重。尽管其与1978年相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仅仅说明:“西部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向初步工业化阶段迈出了一小步(陈栋生等，1996)”。但总体来看与东部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西部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能够直接反映某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具有活力，其绝对和相对的比例大，则说明该地区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在樊刚、王小鲁等人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的研究中，也将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该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一些研究也表明东西部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上，而非国有经济则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饶国平等)。
其次，东西部之间制度变迁成本的大小也是影响东西部市场化差异的一个因素。由于制度变迁的成本属于后验的，因此从制度角度对成本收益的衡量比较复杂，故本文不打算在此做定量的分析，只是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阐述。
制度变迁的前提就是制度变迁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受到变迁成本与变迁收益这一内在规律的约束，制度变迁成本是市场化改革的代价，其高低取决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难度大小，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压力大小;变迁收益是市场化改革的收益，其主要体现为由制度变迁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廖国民、王永钦(2003)曾经谈到，资源察赌的比较优势并非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自生能力的充要条件。一国或地区尽管有资源察赋的比较优势，但如果缺乏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该国企业就不可能有自生能力，而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绩效就是使地区企业具有竞争优势。传统发展战略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地区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林毅夫、蔡防)。而变迁成本与变迁收益具有双重性，从改革成本对改革收益的影响来看，改革难度越大，成本就越大，收益相对就较小，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从改革力度对改革收益的影响看，改革力度越大，成本也越大，收益也相对越大，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变迁成本与变迁收益的关系表明市场化进程与改革难度成反比关系，而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以及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于内地，从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内部地区所面临的改革难度就必然地大于东部沿海地区，其所承受的压力和变迁成本也就大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内地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于后者;同时，从东西部不同的产权制度基础来看，在推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西部主要是运用新制度来替代传统制度，所体现的成本主要是置换成本;相对西部而言，东部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低于西部，它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占主体地位的，这样东部市场化的过程主要是创建新制度的过程。在用新制度来置换传统制度的过程中，除了产生新制度与现存制度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之外，还会受到现存制度下既得利益集团对新制度的抵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进一步延缓了市场化改革的时间，并加大了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成本;而东部来说，自然资源的相对旺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与反激励效应，国有经济相对薄弱所具有的低改革成本与高制度创新效率，再加上较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工商业文化传统，从而在推进市场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相对较小，使得东部市场化进程快于西部市场化进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创建成本<置换成本(包含创建成本以及摩擦成本)→V东部>V西部，(Vi表示地区i的市场化速度，i=东部，西部)。
四、对策与建议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差异理论分析了导致东西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是东西部之间制度变迁程度即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同时又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原因是由于东西部现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的差异，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为实践提供运作的思路，基于此，本文就如何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可以看出，本文的观点是，市场化程度差异是造成东西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故缩小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关键在于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为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培育相应的制度环境，减少西部市场化进程的成本。为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加速西部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推动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不断的创新为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所有制结构制度环境如前所述，西部产权制度基础是以国有经济为主、非国有成分占相对较小的比重，从而西部现存制度环境与新制度安排的低相容性阻止或延缓了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使得制度变迁产生绩效的时间延长，结果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拉大。然而如何使得西部的现有制度环境与西部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一致，有些学者主张通过“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来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譬如通过“卖掉”或“民进国退”等手段，但“休克疗法”表明:私有化本身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私有化”实质上也是一个制度安排，它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法令的形式来是实现，但关键是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能否迅速建立起来却未可知，因为制度环境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变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由制度变迁绩效差异理论可知，外生于现存制度环境的制度或制度安排安排必将与现存制度环境产生摩擦与冲突，从而延缓或阻止新制度安排产生绩效的期限，或者会阻碍新制度安排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变迁与“休克疗法”不同，它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其特点是增量型、体制外，这就决定了在促进中国西部国有企业的发展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来完成。但事实是，西部地区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制度环境已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已阻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这种局面呢?本文认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稀缺性”问题，即如何将资源可能性边界向欲望边界推进的问题。故本文建议西部的国有经济应该通过不断的创新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使其不断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来入手:
(1)提高西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西部国有企业目前所面临的现状是:装备落后、技术水平低、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小、企业的研发与创新水平低、低水平的重置率高，有统计资料证明，西藏国有企业的设备的固定资产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占10%，六十年代的占12%，七十年代的占40%，自动化设备仅占1.5%，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占7%，手工操作占28.5%，几乎不存在所谓的技术更新改造。一般而言，企业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技术更新改造、技术引进以及自主研发完成。如下表示:
表9 1999年西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
均值
地区
国企技术更新改造
国企拥有技术人员
平均（亿元）
占全部更新改造投资比例
平均（人）
占全国国企专业技术人员比重
东部
116.7
53.4
145784.7
23
西部
36.3
54
72296
1.9
由上表可知，西部国有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在1999年投入金额仅为东部的l/3，其拥有的工程技术人员与东部相比更是大相径庭，不到东部的1/10。由此可以看出，西部低下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对西部国有企业来说，应当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加大本地区国有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投入力度。
(2)应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西部国有企业发展，以使其适应市场化进程。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
①用人制度创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人力资本的竞争，人才作为一种资源，它在一国或地区供给的多少并非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自身能力的充要条件。尽管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资源案赋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缺乏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那么该国企业就不可能有自生能力;而如果一国或地区存在交易效益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即使该国没有资源察赋的比较优势，该国或地区的企业也照样具有自生能力(廖国民等，2003)，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即使具有众多的人才供给，但如果该地区缺乏高效的用人制度，那么这些人才早晚还是要流失，因为人才作为一种要素，它遵循要素收益最大化理论，它总是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直到两个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但是人才与一般要素不同的是它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原则，除了物质上追求高收益之外，它还追求较高的精神需求，比如良好的工作环境、运营规范的用人制度等。
目前，西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不断流向东南沿海地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西部地区企业用人制度的落后。因此，西部国有企业要想吸引人才并最终留住人才，就必须改革其落后的用人制度，使其不断的适应人才本身的需求，具体可以通过:a，物质方面通过年薪制、期权、股权等手段来吸引人才;b，精神方面为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人才的自由流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c，转变用人制度的观念，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状态下的行政指派转变为公开选拔招聘。
②通过资源配置制度创新来推动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发展，主要是大幅度的减少西部亏损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对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出售或拍卖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国有民营”或“民有民营”;对大中型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进行改组，加快其上市步伐。在区域国有企业上市方面，西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数量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如下表所示:
表10 东西部各省区平均拥有上市公司数量 单位：个
年份
地区
2000年
2001年
东部
53.3
56.2
西部
18.6
20.3
对比率（n=东部/西部）
2.87
2.77
由上表可知，西部地区拥有上市国有企业的数量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同时，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导致西部地区推进市场化的速度慢于东部;其次，西部地区通过股市募集的资金量也远远少于东部，致使西部地区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资金的自生能力不足。如下图所示:
表11 自我国股市设立至2001年底东西部各省区证劵市场筹资 单位：万元
总额
地区
筹资总额
占全国比重
东部
7710960.63
64.69
西部
2101472.69
17.63
全国
11919864.94
100
由以上两表可知，西部筹资总额不到东部的l/3，因此，西部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募集资金仍有很大的潜力;同时，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在信贷规模、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非国有企业应该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的待遇，不得采取歧视性政策或做法，不得从事不公平竞争，政府设立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小规模信贷资金，由政府出面向银行担保、组织和协调小规模企业的发展，鼓励这些企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促进原始积累过程。
2.促进和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一个地区在全国经贸联系和区际分工中的相对地位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卢中原，1996)。而我国目前第二、三产业较为发达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第二、三产业发展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越强，也越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进而越有利于当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因此，如何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西部地区市场化步伐，成为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走出传统的“俱乐部贫困趋同”，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区域之间的“经济趋同”。陆百甫(1998)曾经所谈到的:“产业结构转换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及技术创新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出现变化，从而引导资源从低比较优势与低收益产业流向高比较优势与高收益产业”。但本文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对竞争劣势的产业的替代或置换。这种竞争优势除了上述的技术优势之外还包含有制度优势，因为只有从制度上对技术优势的绩效进行保证，才能使得技术优势的作用得以充分的发挥，因此，加快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应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首先，从国家角度来说，应该运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加强对区域产业分工和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宏观性的指导。国家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振兴特定产业，提高这些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运营效率，国家区域政策则主要是通过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为了振兴特定产业，国家在投资、贷款和利用外资等经济政策方面需要逐步由地区倾斜转向产业倾斜，在全国形成符合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发挥各地资源和经济优势的产业带，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特点制定产业组织政策和技术政策，形成有利于充分竞争和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市场结构以及有利于增强自主开发能力的技术结构，将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全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国家应该赋予西部地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其次，从西部自身角度来说，要善于利用地区优势和东部产业西移的机会，形成与东部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同时，应当以积极的姿态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东部地区和境外的资本与技术，积极开发本地的资源与市场;大力发展各种中小企业与非国有经济，使他们成为积累建设资金、推动产业结构转换以及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充分利用西部地区靠近边疆的区位优势，形成多种对外经济基础合作，带动一般加工业的发展;
再次，从东部角度而言，一方面要加速自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素质，优先发展高级技术产业、支柱产业和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新兴第三产业，同时，鼓励和促进劳动密集、消耗高、运量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和项目向西部地区转移，提供各种使用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带动和支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以强化区域性市场融合度为主线，加速东西部市场的融合性。国内经济的区域性刻画主要并不在于其地理边界，而在于市场边界，故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取决于市场的整合程度，东部地区对西部的参与与支持重要的并不在于资金或生产要素的支持，而是要使得这种转移产生对西部区域性市场的改造效应，使其在市场观念、运行机制和市场结构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市场形成对接，并最终消除市场边界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阻滞作用。
3.加快西部地区事业单位改革步伐，精简机构，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减少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运作成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不仅党政机构庞大，而且事业单位繁多，公共事业部门开支已占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有的地区甚至入不敷出，从而造成部门巧设名目，对企业征收各种杂费，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同时在这些地区设立一个企业手续繁杂，极大的阻碍和延缓了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期限，加大了改革的成本。有材料证明:在美国设立一个企业不超过一个小时，在香港不超过两天，在东南沿海地区不超过两周，而在内地则最低需要两个月。因此，要大力加快西部地区上层建筑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鼓励目前事业单位的干部或员工脱离原单位，兴办独资、合伙或到企业就业，政策上要降低注册企业的门槛，简化兴办企业手续和缩短办企业的时间，减少办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地方政府应该为这些人员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甚至以补助的形式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其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当部分的事业单位必须逐步转向实体以自负盈亏的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同时向收益者收取费用，从而可以减少政府财政的支出:最后，从三个方面来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大政府、小社会转向小政府、大社会:工作方法的转变应由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念、工作方式和办事程序向市场经济的观念、工作方式和办事程序转变:用人制度的转变应该由传统的指派制向由市场引导的聘用选拔制转变。
4.推动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和利用制度创新
西部虽然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但是由于长期存在体制僵化、价格扭曲的历史原因。因此，始终难以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所以，国家必须尽快出台有利于西部资源开发的灵活政策。
首先，充分利用西部土地资源供给丰富的比较优势，推动西部地区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创新。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吸引国外和东部投资的制度条件，优惠的土地开发利用政策，将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技术人才和企业进入西部，并使他们长久地融合于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这对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实现民族团结，长远的稳定有着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历史上在美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土地财产权利方面的规定吸引和激发了许多投资者的西进。没有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可以说也就没有美国当时的西部大开发。譬如，在美国西部大开发期间，为了解决土地由政府转归私人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在1785年出台了《土地条例》;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向西部迁移、居住，出台了《鼓励西部植树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因此，在我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土地制度创新，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土地使用期限上，允许投资于土地的投资者拥有长期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利，适当延长投资者对所投资土地的使用期限。因为许多投资者的资金投入，不仅是为短期的收益，也为长期的财产权利和长期的投资收益。有时对长期财产权利的需求偏好会平衡短期资金要素收益较低的缺陷。也有的投资者，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购买长期的土地使用财产权利;二是在土地转让价格上，尽可能地降低土地的出让价格，使西部投资收益低在土地价格投入较低的方面得以补偿，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西部投资;三是在土地的转让上，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土地长期使用权作为一种财产，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以便充分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益;四是要打破土地交易过程中的垄断政策，即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应该向所有的投资者放开，实行同样的土地售让政策，对国有、集体、外资、私营、个体等不同经济成份的投资者一视同仁;五是根据国家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政策要求，将一些大面积的山岭、坡地、沟壑、荒漠等以低于正常土地价格转让于投资者，并延长这些土地的长期使用财产权，以加快这些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
其次，提高西部地区矿产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把资源的单一开发转变为综合型开发，拓展能源、原材料的产业链，对矿产资源进行深加工，从而既能提高资源利用和转化效率，又能把各地区分散的优势聚集为区域整体比较优势;同时，转变能源开发的方式，即从粗放式开发向集约式转变，增加科技在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应用。
总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经济差距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实际上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界就一直在探讨什么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源泉问题，有的将其归因于技术(马克思，凡伯伦等)，还有的将其归因于资本(哈罗德，多马)，也有的从资源察赋角度分析，目前比较流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源泉论。但该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与技术、资本不同的就是很难对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具体的量化，制度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往往不能用具体的数据显示，这一点也经常成为其它经济学派对制度经济学派进行质疑的一个把柄。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表明，即使没有技术的创新，或者资本的投入，单单制度创新也可以大大地提高经济绩效，譬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根本原因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这一制度创新巨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归自己”这一新制度安排的刺激之下，产生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土地产出。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渗透耕作技术的改进，也没有资源的进一步追加，所不同的仅仅是分配制度的变革。因此，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同的。相反，如果没有伴随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那么这种技术创新要么不会产生，要么即使产生了，也不会走的太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伴随个人发明的专利制度创新，那么就很少有人有动力去从事一项创新活动，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没有被很好地进一步利用的原因。制度的作用尽管重要，但并不是说其它因素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记，只是说制度是促进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某学者所言，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一些非制度因素比如资源察赋状况、人口状况等可能起比较大的作用的话，那么随着经济的增长，这种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将会逐渐趋于衰减，是否具有有效的制度将成为一国或地区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制度是重要的，但并不总是有效的”，其作用的发挥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本文中所谈到的，同样的制度变迁在中国内部两个不同区域之间产生如此不同的经济绩效，其主要原因就是东西部制度变迁程度的差异，而导致东西部双方制度变迁程度差异的正是由于东西部现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的差异。因此，缩小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应该从改善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以及降低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成本的方面入手，以加快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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