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企业转型升级困难，除部分企业因为投资规模、区位分布、技术改造难度等原因而动力不足之外，从税收角度来看，缺乏有针对的支持西部地区部分传统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的税收优惠政策亦是重要原因。
同样以我省的煤炭的采掘和洗选业为例：
1．资源税没有起到保护资源的作用。
国家设立资源税意在保护资源，限制资源过度开采，而资源税按照从量征收的方式却难以遏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四川省2012年度煤炭平均销售价格500元为例，按照每吨5元的煤炭资源税计算，其资源税税率只占到售价的1.0%，根本不足以引起他们对资源的保护意识。
2．增值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发挥有限。
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中，支持煤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业务内容并不适应。比如，循环经济煤炭企业在洗煤和炼焦过程中产生并经过净化后剩余的废煤气、发运过程中产生的焦渣用于发电无增值税优惠政策；炼焦过程中产生的煤气以及中煤、煤泥进入多联供应车间经过高温分离和干馏后产生的煤气，经过净化后生产甲醇，以及焦油深加工生产的粗酚、石脑油、轻柴油和改质沥青无增值税优惠政策；过滤后的荒废煤气发电以及在炼焦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尾气回收利用发电无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3．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不够。
煤炭经济的所得税税收优惠主要包括资源综合利用所得税优惠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即：
（1）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税收优惠；
（2）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收入；
（3）利用目录规定的资源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所得和企业利用其他企业的大宗煤矸石、炉渣、煤粉为主要原料，生产建材产品的所得给予免征所得税5年的优惠；
（4）为处理利用其他企业废弃的、在目录中的资源而新办的企业，减征、免征所得税1年的税收优惠。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对煤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形成系统的激励体系，没有有效地引导企业从延长产业链和煤炭深加工上下功夫，没有鼓励煤炭企业控制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煤炭资源损耗、水资源损耗、土地塌陷损耗、煤矸石污染和占地损耗等，优惠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
通过行业转型升级和升级，落实和扩大“西开”税收优惠的社会效应，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财税优惠设计的本意，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除了对已成规模和效益的先进产业持续优惠之外，转型期企业的缺乏有针对、有力度的财税优惠扶持政策，亦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三、关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的几点思考
面对2020年实现同步小康的发展目标，针对西部大开发中存在的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单靠某一税种或单项政策，对一个复杂的经济发展链条的制约或促进程度都是相对欠缺的，必须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角度来调节和指导，必须综合利用各种财税收政策，建立完善西部大开发支持政策体系。使各种政策在不同侧面、不同环节、不同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催生出促进西部发展的更强内生动力。
第一，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支持政策体系。为提高国家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增加公平性和透明度，当前亟须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改变过去那种按四大区域和省区市“普惠”援助的做法，以主体功能区和关键问题区为地域单元，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调控和援助政策体系。（如：国家目前出台的鼓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主要着力于“十大行业”和研发费用的大力优惠，对欠发达地区和转型企业，则显得优惠不足，往往在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企业能力，很难享受到本项实质优惠（5000元以下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由于优惠力度小，且时间性差异导致的会计操作复杂，实质上意义不大），将会进一步加大东、西部地区政策受惠的差距）。
就我省欠发达地区而言，但至今仍缺乏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为此，建议在完善区域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类区域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制定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对西部特殊困难地区，要针对各地面临的实际困难进行细分，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措施，切实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第二，适当降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门槛。目前税收政策要求企业不仅符合鼓励类企业目录，并且其主营收入必须达到企业总收入的70％以上，这一门槛相对较高，为此应根据西部地区企业的实际情况，对这一比例进行调整，使更多的企业能够享受优惠。
再如，根据西部欠发达地区和转型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产业鼓励政策，不仅考虑产业划分和规模效益，对处于产业升级阶段、积极转型的企业，亦可从资源综合利用、污染排放物治理等角度灵活考量其生态保护与补偿效益，制定有针对的税收扶持政策。
第三，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上，在教育领域重点进行实际重点财政支持，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从前文的经济发展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已经发现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升级，受制于人才保障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有研究表明，从2008年一2013年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人口比例等几个因素与该地区的GDP呈正相关关系，即教育投人越多、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受教育人口比例越大，那么该地区的GDP越高。从各因素的相关程度而言，平均受教育年限对GDP的影响最为明显，相关系数为0．098；其次是受教育人口比例，相关系数为0．079；最后是教育投人，其相关系数为0．048。国民受教育程度与国民经济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等直接相关，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至关重要。
从前文的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分析可以看出，人才不足、分布不均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从整体上来看，通过之前有关者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成果，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地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如果没有教育事业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不可能有那么快的发展。
那么，在中央转移支付上加重对教育的支持和保障，通过财政手段，提高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才能为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内生动力，才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治本之策。
参 考 文 献
1、魏后凯、赵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评估及政策建议》，《开发与研究》，2014年第1期
2、苏明、韩凤芹、付阳，《“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财税政策效果评估及“十三五”时期政策建议》-[期刊范文]经济研究参考，2015(13)
3、张凤、白斌飞，《四川省人口分布与产业发展的空间关系研究》[期刊范文]-商业时代 2013(13)
4、任力，《西部地区教育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期刊范文]-现代商贸工业 2015(11)
5、遂宁市国家税务局课题组，《遂宁市工业税收发展现状分析及建议》，四川省国家税务局政务调研2014年第5期
6、巴中市国家税务局课题组，《从国税收入视角浅析巴中产业发展》，四川省国家税务局政务调研2015年第2期
7、刘清和、易兴建、李勇，《煤炭产业经济税收发展状况分析及对策》，四川省国家税务局政务调研2015年第11期
8、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2015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