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郁达夫的小说，我们常常会被作品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忧郁之美所深深吸引和震撼。“忧郁是上帝的快乐”，①对郁达夫的小说虽有伤感主义、颓废主义等等毁誉不一的评价，但小说忧郁之美却是审美认识上不可忽视的，这也许正是他的小说一直为读者接受的重要原因。
1.1郁达夫抒情倾向的基调：忧郁/感伤，但绝非颓废。
他的忧郁不是沉浸在个人际遇的深渊中不能自拔的颓废，而是以个体的忧郁感伤来概括整个社会的忧郁和感伤，是以觉醒的反抗为前提的。郁达夫创作中的“忧郁情结”是时代桎梏之下的病态呻吟；是对所谓“国民性”的沉痛失望；是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他对时代、民族、社会都感到极度的失望。正如他在《沉沦》中所写的那样，主人公“他”作为一个日本留学生，因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因而为社会所不容。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和追求真挚的友谊与纯洁的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身份的拖累，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事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对着当时的社会环境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他那大量失望情绪倾泻的背后，显然还藏着希望，藏着炽热的反抗的火苗！小说是在强烈地表达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忧郁”并不意味着作家真的沉沦了，真的堕落了，“在无可奈何之中，我们又不得不奋起我们的微力，来从事反抗。”②
1.2郁达夫注意感伤忧郁中的美
崇尚美，是郁达夫基本的艺术信条之一。对于自然山水，郁达夫总是喜欢那些秋意、清风、落叶、残亭，经常要留恋晚霞、流水、浓云、冷月，神游在他称之为“忧郁美”的那种萧瑟、凄清的气氛当中。对于艺术，郁达夫也特别注意感伤忧郁的美。他认为艺术就是感伤，没有感伤就没有艺术，没有美。在他所偏嗜的日本私小说，德国浪漫派小说里，在他所欣赏的黄仲则、史托姆、屠格涅夫、左藤春夫等人的作品里，他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意与宿命的嗟怨”。在他看来，“把古今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呢？”这种奇特的美学情绪，一方面是他气质的自然流露（柔弱的性情，偏爱“阴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美学观念：“悲哀之辞易工”。他觉得“悲哀的感染，比快乐当然更来得迅速而且切”（《炉边独语》）；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也强调悲剧美的价值，“因为这世上快乐者少，而受苦者多”。（《戏剧论》）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不仅很理解忧郁悲伤与美、与艺术的特殊关系，而且面对丑恶的世界，他在文学中故意不回避病态情欲与畸形心理，从而将“滑稽”、“丑怪”引入了他的审美领域。他的这种偏爱感伤的艺术情趣与不避丑恶的美学姿态，居然能和他对清奇、神韵、潇洒等古典美学情趣的追求，继承混合起来，就更凸显他作品中“忧郁美”带给读者的魅力。
2.“忧郁情结”形成的原因
郁达夫作品中的“忧郁情结”是他个人经历、气质、美学情趣与社会时代状况交融的产物。
2.1主观因素：个人经历、性格特点、气质因素
郁达夫性格忧郁，感情纤细。“从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后果，怕羞之心，畏缩之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心而成年之后，个人的不幸，社会黑暗，故国的哀愁，更加重了他的忧郁，“作家的个性，无论如何必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的”。③所以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的忧郁和他格外沉重的情感负担，虽然作品的主人公不能和作者本人画等号，但小说中流露出的忧郁和对忧郁美的追求则的的确确是郁达夫个人气质的自然流露。
郁达夫的性格，气质有两个特点：一是情感过于纤敏，以致性格显得柔弱；二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显得真率。
“孤独”、“神经质”、“畸形”、“自卑狂”……郁达夫反复地这样形容自己，这里显然带有自我解嘲的意味。他虽然“为人平和”，但内心情感却特别纤敏。纤敏，即纤细、敏感。情感过于纤细的后果便是软弱、伤感。在生活面前，他只是失望，经常忧闷，时时备己自牧——这正是郁达夫感伤忧郁基调的心理基础。情感过于敏感的后果则是易于激动，也易于消沉；易于狂热，也易于痛苦。“幻想太发达了，思想太精细了，自觉太英敏了”——这正是郁达夫坚持抒情倾向的心理基础。
郁达夫的情感不仅纤敏，而且外露，也就是所谓气质的真率。对于郁积在胸的丰富的情感，郁达夫赞成宣泄和净化，而不善于掩饰与克制。郁达夫所以能够勇敢地进行自我暴露，主要是用人道主义的标准来支持自己。即使是颓丧的情绪，卑微的欲念，他也不愿为之遮上庄严、高尚、纯洁的礼服。就算他在理智上想这样做，他的外露的情感也妨碍他，他的真率的气质也阻止他，在直露、坦白的风格表现中，郁达夫有时也渗入某种“感情夸饰”。渲染往往言过其实，伤感经常失之于滥，突出了病态的感伤。——夸饰情感但又不掩盖情感的阴暗侧面，这就是郁达夫的真率。
2.2社会时代状况：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民族传统
个性解放，在五四时期是一种社会要求。现实的黑暗，环境的压抑，社会的不合理迫使作家在文学中有意识地把人放在应有的地位，来向社会抗议——这正是郁达夫的基本文学主题和创作宗旨。郁达夫是从人道主义那里为艺术个性的尊严找到依据的。他在文学中展览灵肉苦闷，分析颓唐情绪，也离不开人道主义观念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崇尚自我、尊重情感的同时，仍然始终念念不忘社会，念念不忘“世人”。既自哀自怜，又同情贫民；既迷恋山水，又美刺社会。反映在风格中，他努力探索清新与凄怨，洒脱与忧郁的综合效果。即使象郁达夫那样崇拜情感的作家，其创作依然带着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和启蒙意味——可见，崇尚个性，反抗旧礼教，这同时也是五四文学的共同特点。
相比之下，郁达夫对所谓“世纪末思潮”（或曰“颓废”思潮）的独特兴趣则包含了较多的感情共鸣的因素。郁达夫注意的是“世纪末思潮”当中的反抗因素，强调的是“悲观”、“倦颓”、“精神萎顿”背后的积极成分，认为是渴求人性解放的青年与传统道德冲突，郁达夫在接受“世纪末思潮”影响的同时，显然，渗入了自己的主观解释。
民族的伦理，心理传统对郁达夫创作风格有着正、反两种意义上的制约。首先，郁达夫极端憎恶他所谓的“民族劣根性”，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早已被三千年来的道德虚伪所腐化了”。这种对“民族劣根性”的极端憎恶的态度与他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立场是一致的，体现在风格中，便是行文落笔，故意处处违背传统精神——国人每以谨重、含蓄为美德，他却特别显露、放达；儒者常以反省、克制来修身，他却强调以宣泄求净化；历代文章多以载道为正宗，他却着意歌颂情热，解剖欲念……种种反叛的姿态，即使有时趋于极端，也是为了反抗而有意为之。
然而，身为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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