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大多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和极其深厚的乡土精神素养。乡土化的风采，成为中国作家内在精神底蕴的显著特征和风范。无论后来走到哪里，身份地位和生活发生何种变化，他们始终魂系乡土，在心灵深处都无法割舍与乡土乡亲的天然联系，都无法磨灭那纯朴真挚的农村生活记忆。这种创作现象，是整个泱泱农业大国，漫漫农业文明在作家生活和心理上长期积淀的产物，也是中国罩上鲜明农民色彩的广大人民热烈期待和需求的结果。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呈现出完整的阶段性和连续性。鲁迅和赵树理就是处于不同阶段却又存在着隔代呼应式接续性的光辉典范，在中国乡土小说走过了百年的今天，以全新的观念解读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定会有新的发现，因此也就有了重新比较的必然。
乡土小说的初始化与大众化乡土小说的破土而出
1．乡土小说的破土而出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曾依据当时文学研究会一批青年作家创作的某些特点，首次把他们发表在20年代中后期所有出现农民形象，带着农村乡土题材内容和地方乡土风格特色的小说作品，都称之为“乡土小说”，这便是“乡土小说”概念的最初由来。鲁迅不仅最早从理论上界定了“乡土小说”，而且用创作实绩倡导了乡土小说，成为乡土小说的最初实践者、拓荒者。
早在20世纪初，现代革命尚处于酝酿准备期的时候，她的先驱者和志士仁人就清醒地认识到唤起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重要性，于是敏感地把唤起农民群众，发动农民群众当作革命的第一要素。这样，鲁迅最早的一批乡土小说，就是直接顺应革命唤起农民群众的需要而产生。换言之，现代革命唤起农民群众的直接需要促成了鲁迅第一批乡土小说的产生。鲁迅也就自然成了本世纪初叶，用乡土小说唤起农民群众的第一人。其意义，不仅为20世纪的乡土小说，而且为整个20世纪的新小说做出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卓越贡献。鲁迅这一带有开创性的伟大历史功绩，当不容低估。他的这种小说的出现，历史性地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始。
鲁迅把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看作是自己推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作是自己向黑暗顽固社会堡垒实施反抗和斗争的一把利剑，带有鲜明的政治革命企图。他曾经明确地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便没有人想在这条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改良社会。”[1．《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06页。]1正是基于这一强烈的政治革命意识，他才那么迅速而集中地连续推出《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风波》、《祝福》、《离婚》等7篇乡土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足以显示起分量的厚重，也表现了鲁迅对农民生活及命运的极大关注，和呼吁社会革命重视农民问题的热忱。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庄严的使命感，力透纸背，从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在“五四”之初那个时代就对农民问题做出了那么惊人深切而独到的思考。“五四”文学是在民族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接受了外国进步文学一些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应该肯定。但必须根据内容的要求，根据群众的需要，把它和民族的成分融合起来。而当时，长期闭关自守导致教育落后的中国90%的农民群众都处在文盲半文盲的状态，加之文学革命的发展极其迅猛，欲速则不达，普通民众无暇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致使这个时期对大众的启蒙，没有真正实现预期的效果，而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至此在鲁迅的倡导和实践下，乡土小说在中国实现了初始化，然而远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直到赵树理的出现，才使乡土文学在人民大众中根深蒂固地发展起来，从而完成了文学历史进化论的又一进程——大众化。
2．乡土小说的星火燎原
毋庸置疑，赵树理在文坛的崛起及经典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与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的“大众化”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自五四开始，中国文学就一直持续着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大众化运动。直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实际上始终存在着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但这里的问题是，大众化问题讨论热烈、争论激烈，可实际的创作却滞后，文艺界并没有创作出多少真正让大众满意或畅销的文艺作品，所以延安时期的共产党急需文艺创作上的成果，尤其是在《讲话》发表之后。而这个时期出现的坚持走农民路线的赵树理，特别是他通俗的农民语言和农村故事，无疑正适合了形式的需要，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因此赵树理便很快在当时的文坛凸显出来。
赵树理的崛起，实现了对鲁迅以来，“国统区”乡土小说的历史性的突破和超越。在20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史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乡土小说自此有了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和新的格局。在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乡土小说作家的笔下，男女农民不再是受欺压而无力反抗的奴隶，他们的生活不再被痛苦的血泪所浸泡，他们的命运不再像牛马一样任人宰割。他们焕发出热情表现出干劲，显示出狂热忘我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代表了新一代农民形象。由于觉醒了的农民是赵树理作品中的主人公，也由于作者痛恨压迫者，热爱农民，深刻理解农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并有一种用文艺为他们服务的创作欲望，使他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绘状景物时，多半以的农民感觉印象为基础，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用他们的心灵来感受，处处带有觉醒了的农民的思想感情印记，这又是比过去描写同类作品的优胜之处。如《李有才板话》，群众的意见和情绪通过天才歌手李有才的快板正确反映了出来，实际上这些快板正体现了作者的倾向。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没有和群众结合，除去作家未能和群众结合而外，就文学本身说，内容没有充分而真实的描写出大众的生活，语言的欧化和知识分子腔，表现形式和方法没有很好接受民族民间优秀文学传统，也是重要原因。而赵树理则冲破这些局限，对乡土小说做了彻底的改观，大大拓展了他的传播范围。赵树理高举通俗化、大众化的帅旗，使乡土小说，第一次运用乡土俚语，走进民间，走进茅舍，走进千百万农民的心里，成为农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并且在革命实践和农民生活中发挥了空前未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乡土小说自此才走出他仅仅局限在城市文化阶层的狭小一地，而真正在广大农民中普及，流行开来，至此实现了乡土小说的大众化。
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的文化立场
1．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精神层面的观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第一次有意而非偶然地把农民群众引进现代小说领域，真诚而严肃地为他们画像立传，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直面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鲁迅先生对新文学所作的一大贡献。然而由于鲁迅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所以在书写农民故事时，也总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以悲悯之心，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形形色色的农民，对农民身上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愚昧国民性予以无情的批评和理性的思考。在这里作者是一个潜在的启蒙者，作者与作品人物是自上而下的启发与被启发的关系。而这种启发着重表现在作者倾力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