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年代追溯人格与文格余秋雨(一)

 1.从“文革”年代追溯人格与文格余秋雨
从余秋雨现象批判到余秋雨现象再批判，对于余秋雨先生陷入的两次被动与尴尬，我同意余杰先生的一个观点，他分析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狂热推举米兰·昆德拉而冷落哈维尔的秘密时，特别提到余秋雨。他认为，哈维尔强调的“灵魂自足”，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特点，因为灵魂比智慧更重要；而余秋雨却“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①为此，他甚至愤激地呼喊道：“在整体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②我不知道，余秋雨面对这样凌厉的声音，灵魂是否会震颤？
 萨特说过，身处黑暗的年代，你不说“不”，那就是同谋，何况余先生还说过“是”呢？③如果能把“文化苦旅”的下一站选定在文革后期，并勇敢地将自己在《学习与批判》撰文的那一段历史作认真严肃的反省，我相信，余先生的声名不仅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而且定会赢得知识界的喝彩。
 2.应赋予散文想象，虚构的权利，突破散文真实的界线
 近年在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中也有交锋，甚至可以说，理论上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如何评价余秋雨散文的小说化（或曰戏剧化）手法引起的。小说化的手法，的确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在《文化苦旅》的第一篇《道士塔》中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对这种手法的褒贬两方，通常也都举《道士塔》中对王道士愚昧的心理言行所作的详细描写为例证。例如，下面这段话是常被从正反两面引用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里醮一醮，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画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④
 这当然基本上是想象和虚构，尤其对具体细节的刻画，不可能有史料根据。对这种写法，有人赞赏不已，有一个叫欧阳子的台湾人（？）专门写了一篇题为《道士塔的剧场效果、反讽及其他》的长文，以热烈的赞赏之情，对《道士塔》的戏剧化写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该文收入文汇出版社的《感觉余秋雨》一书。）欧阳文章认为余秋雨以现在进行时的语式，对王道士的“罪行”做了“戏剧化之呈现”，而“这篇散文的巨大冲击力，主要就是源于作者笔下制造出来的剧场效果”。至于否定的意见，手头正好有韩石山先生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一文（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余秋雨现象批判》一书），就以韩先生为例。韩文在也引了《道士塔》中写王道士粉刷壁画的那段话后，说：“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这段话本身写得如何，艺术效果怎样，韩先生没有说。我理解，韩先生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一个能否这样写的问题，像这样写，写得再好，也不得！——因为这是散文。⑤
 两种意见冲突的焦点，还是在散文创作中想象、虚构的自由，换言之，怎样才能既肯定散文必须是真实的这样一种常识，又不否定创作不应受制于任何一种理念的常识？我有一个很常识的想法，那就是请出另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就是，在文艺史上，各种体裁本是不断演化着的，在相互交融中，便会有新的体裁产生。倘有一种新的手法出现而旧的名目又无法规范之，那应该做的，不是取消这种新手法，而是给这种新手法取一个新的名字。这正像我们去买帽子，如果店里没有合适的可买，就应该去定做一顶，而不是把脑袋砍掉。具体到那种有着明显想象、虚构色彩的散文，就不妨称之为“小说化散文”，让它在这个名号下合法地存在。既然“历史小说”、“纪实小说”、“散文化小说”一类名号早已有之，“小说化散文”这说法，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要说对“小说化散文”有什么要求，只须参照人们对“散文化小说”的要求再反其意而用之就可以了。要问如何给“小说化散文”下定义，只须让人们为“散文化小说”所下定义中的“散文”与“小说”对调一下座位就成了。
 说到余秋雨的《道士塔》一类文章，与其叫做什么“文化散文”还真不如一开始就叫“小说化散文”或“戏剧化散文”，庶几可以免去不少争执。
 3.硬逼文人成圣人，秋风秋雨同喜人
 倘若把目光放远一点，余秋雨散文和那些靠媒体妙作、凭名人效应产生轰动的作品不同，必将在我国的散文史上占突出的地位。记得好几年以前，《文化苦旅》出版不久，台湾余光中先生曾写过一篇长文《散文的知性与感性》，文章由古及今，洋洋洒洒，从唐宋八大家一直评述到新文学中散文名家，褒贬得当，新见迭出，给人不少启发。该文结尾有一段话：“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记得初读时曾愣了一愣：用余秋雨垫后，直接钱钟书，是否有点评价过高？过后才悟到这正体现了作者宽阔的胸襟和敏锐的目光，试想：除了严肃的学术探讨和缜密的艺术分析以外，海峡那边的余先生何必为海峡这边的余先生进行鼓吹？像余光中先生这样不论资排辈，不问亲疏远近，突破门户之见和狭隘的地域观念，确是对历史对大众负责的表现。
 近来不时有人指出余秋雨散文的“硬伤”，这得从两方面看：余秋雨本人对此自应虚心采纳，精益求精（目前看来还不够），别人则不必扭住不放，大做文章。“生也有涯，学也无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出现某些纰漏和欠缺。更何况治学向来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专治一门一科，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中穷搜博取，涓滴不遗，自然令人敬佩。有人则从文史哲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有时也能见专家之所未见，发专家之所未发，给人以新的启迪，这同样值得学习和提倡。总之，双方互补，名尽所能，才有助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就难免有近视之嫌和门户之见了。
 有人对余秋雨云游四方颇有看法，连余秋雨一张没有标明住址的名片也拿来做文章，这就更无必要。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何不好？余秋雨尽管行色匆匆，但常能俯仰古今，见微知著，从尘封的资料和人们见惯不惊的山水中发掘出深遂的内涵，进而做到历史和现实相沟通，哲理和形象相交融，引经据典而使人豁然开朗，独抒已见而能雅俗共赏，所有这一切努力应该说是十分可贵和难得的。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周庄参观游览时，就曾听当地旅游管理部门的人说起，余秋雨的《江南小镇》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余秋雨散文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毫无疑问，在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的今天，像这样的散文不嫌其多，只嫌其少。⑦
 4.批评别人的同时也反观自我
 在我看来，余秋雨的散文有很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第一，它们是“学者散文”，是建立在学识基础之上的散文。这种学识与当年秦牧那些“知识散文”有所不同。“知识散文”以普及常识为特点，而“学者散文”则带有一定的研究性、智慧性（注意：“智慧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人们常常谈到的“思想性”）。《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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