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评判_开题报告

从古至今，司法的人文关怀属性一直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要素。在古代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行政与司法混用的体制，行政官员同时享有司法权。他们认为民众的舆论具有相当的正义，是否能够为民请愿是衡量官员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准，古代更有“当官不为民所愿，不如回家卖地瓜"的经典传诵。此处的“民”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指向处于统治、管理阶层“官”对立面的广大民众，也即基层民众；另一层含义是指民意，民众的舆论。在我国古代社会，推崇“礼术"的儒家法律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认可道德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主张对符合道德的依“礼" 复仇、报复行为予以减轻乃至赦免，将不符合道德的不敬、不孝、不睦、不义行为等列为“十恶"，在法律上予以严惩。进人法制社会以来，法律已从道德中超然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评价体系。哈特提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由此可见，道德的评价体系高于法律，指向更高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梁慧星教授我国学者梁慧星教授认为：“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件事实查清后，不急于去翻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她将日本的利益衡量理论介绍进我国，并尝试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分析案例，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后，利益衡量的介绍和研究成为我国民法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法理学中，利益与价值是两个具有不同历史底蕴与现实意义的语汇 ,有着根本的区别。根据学者的界定“价值衡量”之“价值”，包括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秩序、效率等多个方面。而利益则不过是法律价值之一种 ，它与“效率”具有共同指向，皆为经济上的收益指标。我们取“价值”的核心语义，视“价值”本质上等同于“权利”，而与利益相区别。

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定型于19世纪初期，欧洲大陆各国在告别了自然法之后，制定了民族化的法典。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立法权专属于立法者，法官只能忠实地执行法律而不能有所创造。理想的法官应当像自动售货机一样，一头输入各种事实材料，另一头自动跳出判决结果。法国民法典的缔造者拿破仑说：“将法律简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任何一个能识字的并能将两个思想联结在一起的人，就能作出法律上的裁决。”

文德尔班曾经讲到：“价值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评价，价值既不根源于现实的事务中，因为事物本身并不是价值；也不根源于对现实事物的客观认识中，因为客观认识不表明主体所持的态度；而是根源于评价者与评价对象的关系中，根源于评价主体所持的态度或标准中。”据此，我们可将价值定义为作为对象的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评价。

赫克认为“利益法学”在法律制度存在的背景下，法官必然要受现行法律的约束。法官必然要调整各种利益，并且循着立法者的路子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使法官面对着各种利益冲突。但是法官对人们利益冲突所作的判决要受立法者在既定法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人们利益冲突所作出的评价的限制。

美国学者霍姆斯、学者卢埃林、弗兰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反对通过对判例的逻辑演绎来发现法律，否认法律规则的权威，而主张法律就是法官或其他官员处理案件的行为或对这种行为的预测。现实主义法学注意司法的具体过程，认为法律的确定性不过是一个法律神话而已，法律本身是不确定的，从对法律的幻想中解放出来是走向法律现实主义的第一步。“人不是为法律而创造的，而法律却是由人并为了人才创造的”。对美国司法有重大影响的大法官霍姆斯亦指出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就是对法院事实上要做什么的预测”。现实主义法学至今仍对美国法学和司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引言：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评判

利益衡量的评判标准

法内标准

法外标准

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的运用及案例分析

利益衡量的运用方法

案例分析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的缺陷分析

适用范围有限

衡量标准方法不统一

法官素质良莠不齐

如何改善司法过程中的衡量利益的缺陷

严格遵守法律制度

把握好衡量标准

提高法官素质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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