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罪的刑法规制问题探析_开题报告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不少学者对于诽谤罪的研究为研究网络诽谤行为提供借鉴的资料，为完善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打下基础。 

《英美刑法》将该地区关于诽谤罪的刑法规制进行总结和分析，将诽谤罪的框架完整的解读出来。其中，有学者指出诽谤罪可以视为严重犯罪，也可以将其视为次要犯罪。从构成特征到抗辩理由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我们探析网络诽谤行为打下坚实的基础。同理，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在其《刑法讲义各论》中更深层次将关于“损害名誉罪和损害死者名誉罪”的相关内容分析，并梳理了学界对于“公然”含义提出三种看法：（1）公然指的是不特定人并且可以为多数人知晓的状态；（2）公然指不管对象是否特定，只要可以为多数人所认识就属于公然的状态；（3）公然是指为不特定的人或者是多数人可能认识的状态。

德国，对于网络诽谤的行为，倾向于刑事制裁。在互联网开设的个人博客、公共 BBS 论坛之类的社交平台上，诸如“我的上司是头蠢货”“你把日子过成了一地狗屎”这样的用词都算是触犯了德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德国规定诽谤罪一般判处是五年有期徒刑。尤其是针对政治人物的诽谤，较之于一般诽谤罪更是具有严重的刑事处罚，为此，德国《刑法典》有专门规定: “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以及政府机关法人进行网络不真实言语的散布，必须加重处罚且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普通诽谤罪适用德国刑法 186 条规定：“普通诽谤罪仅科处 2 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德国《刑法典》第 187 条规定：“在集会等公众场合，通过散布纸质文字，捏造国家公职人员不宜公开等事项，视为恶意公开诽谤，情节严重者，处 3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自由刑”。纵观德国关于网络诽谤治理路径，1997 年，德国颁布了《信息与通信服务法》，意味着德国成为世界各国第一个针对网络诽谤行为制定专项法律治理的国家，此后，德国相继在《刑法典》、《民法典》框架体系内逐步完善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系统的互联网诽谤适用的法律法规。

日本，对于在互联网上发出有损他人名誉的言论，日本并没有制定专门法律予以规制，而是采取一律适用刑法规定的名誉毁损罪。与此，比较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以及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名誉毁损罪要严厉，因为，构成该罪的要件不像我国的诽谤罪有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的实行行为，名誉损害的现实结果，以及“情节加重”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日本是严格意义上的保护名誉权。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不少学者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网络诽谤行为的本质进行剖析，为认识网络诽谤行为的具体特征提供参考。

当然，对于网络诽谤所凸显出的理论争议问题，譬如：理论上对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第一种是“单一行为说”，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他认为诽谤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单一行为，即应当把“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解释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利用捏造的事实诽谤他人。第二种是“复数行为说”，以高铭暄教授为代表。即诽谤罪的客观行为为复合行为，要求行为人既实施了捏造行为，又实施了散布行为才能构成诽谤罪 。尽管“复数行为说满足通常意义上的逻辑结构并且也遵循字面的规则。但是字面解释规则“建立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字词脱离语境的情况下有其通常且明确的含义”，“但字典对某一字词的解释通常有多种可选择的含义”并且“字面解释规则永远也不能成功地适用于一般性的字词”。《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以捏造+散布、篡改+散布；明知捏造+散布，两种行为方式阐述了诽谤的行为方式，但是就第二种行为方式而言，其更具信息网络的特点，张明楷教授认为“纯粹地捏造不实信息不是诽谤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散布了虚假信息，才可以说是诽谤罪的实行行为。但张明楷教授在《网络诽谤的争议问题研究》一文中做出回应，为刑法理论迈出坚实的一步。

袁辉霞在《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研究问题》一文中梳理了自诉和公诉的平衡问题，提出责任追究方式应该划分两种类型；赵敏奇在《刑法视野下网络诽谤问题研究》一文中对互联网供应商的责任追究进行探讨。还有不少期刊范文都将网络诽谤行为作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二、范文提纲

一、相关概念概述

（一）网络诽谤罪的界定

（二）网络诽谤犯罪的特征

1.网络诽谤主体具有较强的隐名性

2.网络诽谤媒介与载体多样化

3.网络诽谤后果严重，负面影响难消除

二、网络诽谤罪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更新滞缓造成争议频现

（二）网络诽谤的主体要件过于单一

（三）未对地域管辖进行明确规定

三、完善网络诽谤罪刑法规制的对策

（一）网络诽谤犯罪法律概念的更新

（二）将单位纳入网络诽谤犯罪的主体范畴

（三）明确网络诽谤犯罪的地域管辖

四、结语

三、参考文献

[1]吴佳兵.网络诽谤刑法规制的弊端与完善[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06）:56-59.

[2]于阜民,李江分.网络诽谤之刑法规制:困境与出路[J].山东审判,2017,（02）:62-66.

[3]程邵伟.浅议网络诽谤的刑法规制[J].法制博览,2017,（03）:97-98.

[4]李一凡.网络诽谤罪的刑事规制[J].法制博览,2016,（18）:78-79.

[5]李思宇.“微时代”网络诽谤问题初探[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02）:101-103.

[6]王增广.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J].商,2018,（10）:212-213.

[7]苏忠康,沈文俐,蔡芳芳.信息时代网络诽谤罪的法律审视[J].法制与社会,2016,（11）:277-278.

[8]何溢.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5,（03）:27-32.

[9]张静,安伟.网络诽谤罪的认定标准[J].法制与社会,2017,（13）:281-282.

[10]陈磊.网络诽谤:刑法规制的基准[J].法制与社会,2015（16）: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