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上的高效便民原则_开题报告

国内研究

    20世纪后期学者对效率和公平进行完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证主张。厉以宁指出效率和公平不都具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目标，效率比公平更重要。20世纪90年代，学者主张用行政程序法典限制权力，保障行政效率。我国学术从民主视角认为行政程序核心是做出行政决定和公共决策的透明性和参与性。因21世纪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社会不公平现象增多，我国学者研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宜逊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必须调整，否则不利中国社会发展。王海明《新伦理学》指出，社会越公平，效率越高。因为社会越公平，贡献与所得更加一致，民众就会有更高的劳动积极性；反之，效率越低。袁贵仁指出，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如今，学者提出应“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加注重公平”。

    党十八大以来，中国行政法的转型已是必然，一种与公共行政实践相适应的新行政法模式雏形已初现。所谓行政公共性可以理解为公共行政的精神和价值基础，包括社会公平、公共利益、服务精神以及民主等基本内核。公共行政的实质是一种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均衡。这种新的行政法模式是公共行政变迁的结果，更是行政法作为规范公共行政的部门法的独特定位所决定的。在新的行政法模式之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任务与手段、组织建构等方面都出现了与传统行政法不同的新趋向。具体表现在塑造公众至上和法制理念，构建公民社会的制度，建立参与式的国家，注重行政人员职业道德培养和培育公民公共意识等。力图促进社会公平，使政府管理体现公共价值，实现公共利益，进而使公共行政改革取得新的突破。这种新趋向，不仅已体现在学术界的研究转型，实际上早已渗入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血液之中。例如，早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在贯彻依法规范公权力、推进依法行政这一条主线的同时，还隐约存在另一条主线，即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制度建设质量等多种载体努力确保行政的“最佳性”。实践之树已开出灿烂之花，需要的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去回应日益丰满的“最佳性”诉求及其制度建构。当然，传统行政法的控权理论与新行政法的最佳性理念两者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还不能走得太远。新行政法对公共行政变迁的回应，只是对传统行政法合法性模式的提升，而非完全地摒弃。只有实现传统行政法与新行政法的有效融合，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发展中的公共行政实践。

我国在国家治理中还存在着有悖于政府公共性的现象，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造成了公共治理的固化和僵化。个别的公共部门所为俨然与企业相同，过分强调过程与效率，却忽视了为公众服务的结果与公平、民主，这就导致了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性流失问题。公共性流失是一个复杂的制度现象，只有我国政府转型成功，成为有限的公共政府，才能使得行政行为更贴近公共性，实现公共生活的良序发展。这是因为公共政府是在一个公共性的社会中，维护公共利益的政府，弘公共精神的政府，彰显行政公共性的政府。良序的公共生活既是公共政府运用权力的最终目的，也是公共政府内容的体现，并且良序公共生活的基础是公平与正义。

从理论层面上讲，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平追求源于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在本质上，政府应该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从实践层面上讲，只有政府真正代表着公共利益，行政切实代表公众意志，为公众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众才可能更好参与政治、表达民意，社会危机才能消解，行政效率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髙。然而，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和阶层，损人利己的物欲冲动无处不在，严重的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以及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盛行；现阶段本应得到政府重点支撑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教育、

公共卫生等保障型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严重不足或价格扭曲的现象；城乡、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致使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公民也对政府产生了信任危机，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以上诸多现象究其根源都是公共性的普遍缺失，政府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往往顾此失彼。造成公共性普遍缺失的原因较多，政府一味追求效率，忽视了公平是导致公共性流失的最重要原因。政府将效率视为基本价值，强调非人性化和客观化的理性效率，促使组织人员之间釆取机械性的控制，造成了行政组织与服务目标的隔阂与疏远，从而失去了组织本应承担的社会价值和责任，这种效率观常导致事实上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此外，由于漠视社会公平，一味追求效率的政府常常以牺牲社会公平来照顾特殊利益，即往往使社会上有组织者、有权势者及既得利益者受益最多，从而造成越来越多且日益增大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最终酿成公共性缺失的恶果。

总之，我国建设“公共政府”的愿景不仅有利于摆脱公共性缺失的危机，还能使公共行政中既有效率，又不失公平，同时给国家的治理问题开出一剂良方妙药。当然，公共政府的建立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还应该弘扬行政的公共精神。政府应在吸收传统公共行政、行政决策理论、新公共管理等关于效率的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新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民主行政及治理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这场政府管理的深层改革，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国外研究

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以官僚制的组织结构为形式，

并融入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和思想，三者的结合便形成了效率至上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但是由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坚持价值中立，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理性”、“效率”的片面追求，使行政的公平、公正等核心价值被无情抛弃，并最终导致了行政公共性的迷失。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确立后不久，就出现了许多补充性的意见。以西蒙为代表行为主义行政科学把效率至上的理念看作是行政的本质价值，而民主、公平价值取向被他们远远抛之脑后，导致了公共性在公共行政中的价值导向作用的衰降。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连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危机，行政学因公共性的迷失而陷入学科危机。新公共行政学派批判了传统行政理论仅关心效率和工具理性，把“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价值，将公共精神融入行政之中，由此，行政公共性绽放出一丝“曙光”。沿袭其精神，奥斯特洛姆的民主行政理论承载了行政公共性价值，并奠定了其民主基础。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出现了新的困境，国家财政赤字攀升、政府信任度迅速下降以及管理效率低下。为此，英、美等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辩证地看，在效率至上的新公共管理的理

论和实践中，忽视了公平、民主等重要价值，行政公共性被逐步抽离而濒临瓦解。

进入世纪末期，世界进入了新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社会自身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人们的生活及交往方式发生变革，这些都为新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理论脱颖而出。以美国学者罗伯特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力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某种新平衡，公共行政之魂——行政公共性得以宣扬。治理理论恰好体现了公平、民主价值和效率的“拥抱”，也彰显了行政公共性。

范文提纲

引言：高效便民原则的研究现状和思路

行政法高效便民原则的概述

（一）高效便民原则的概念内容

（二）高效便民原则的性质地位

（三）高效便民原则的一般原理

（四）高效便民原则理论基础

二、行政法高效便民原则的内涵

（一）行政效率原则

（二）便利当事人原则

三、行政法高效便民原则确立的合理性分析

（一）高效便民原则发展的现状

（二）可行性

（三）必要性

（四）高效便民原则发展的问题

四、行政法高效便民原则的适用

（一）抽象行政行为适用

（二）具体行政行为适用

五、我国行政法上的高效便民原则：定位、制度设计与保障机制 

（一）合理确立高效便民原则在中国行政法定位 

（二）高效便民原则在中国行政法制度设计

（三）高效便民原则保障机制的完善

六、总结

C.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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