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背景下证人证言制度研究_开题报告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对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与当事人开展诉讼活动争取自身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证人证言制度长期以来运行状况并不理想。201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证人证言制度进行了重要的完善，使得我国民事诉讼证人证言制度更具操作性。

民事诉讼证人证言相关研究比较丰富，综述如下。

国内研究方面。

第一，关于证人证言的含义及范围。一般而言，学者们关于证人证言的含义都强调证人应是案件当事人以外的当事人，证人证言应是证人基于对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等要素。“（1）是由知晓案件情况有关内容的自然所作的陈述；（2）应当是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客观陈述；（3）是证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和反映，受人的主观影响较大。”“向法庭陈述所知案件事实的第三人，即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有关案件情况的陈述。“证人证言是证人在法庭上就自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庭所作的口头陈述。”仅限于自已亲身感知到的案件事实，对于源于自己感知而做出的猜测，、推断或评论的内容，则属于意见证据，一般不予采纳。···只证人亲身感知到案件事实的，才能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连接起来，起到证明的作用。

第二，证人证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与证人是否当庭作出并接受质证息息相关。因此相关研究常常以证人出庭作证的论题形式出现。一般都认为根据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对证人的质证应当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直接原则，二是言词原则。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王亚新认为“一是发现案件真实，另一则是确保审判的正当性。在我国民事诉讼经历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洗礼、正在实现结构转型的今天,对特定含义的“案件真实”和“正当性”的追求已经把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应然性命题,提到了制度建设的日程上来。”

不过，多数学者并不同意，而是认为应当透过举证责任所引起的败诉不利后果引导当事人对证人出庭做出努力。法官还可以通过是否采信的认定及其表述,给以出庭证人的证词和书面证言区别对待,从而在一系列的案件处理过程中影响当事人是否争取让证人出庭的选择或决定。···在目前条件下,规定对不出庭的证人采取强制或处罚措施,不仅因实施成本等方面的原因不能真正达到促使证人出庭作证的目的,反而有诱发藐视甚或蔑视法律规范的心理这种危险。有学者甚至提出证人应为“当事人的证人”而非“法院的证人”，并以此来论证不应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取消公民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把促使证人出庭看作当事人的义务;证人不是“法院的证人”,而应视为“当事人的证人”;不应在立法上规定针对证人的强制措施以迫使其出庭作证。

第三，对于证人证言的认定及证明力问题，由于证人证言的特殊性，学者们提出了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进行特殊审查。与物证、书证等更具客观性的证据相比,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及证明力更加依赖于特定个人观察认知、记忆表达的能力和真挚的态度,因而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或可操作性。对于具体如何审查，“可以从以下方面审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1）证人证言的内容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是否前后矛盾；（2）证人认识案情的主、客观条件，证人是否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3）证人与当事人或者案件的结果有无利害关系；（4）证人的品格对其证言的影响；（5）其他影响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事项。”

第四，证人出庭作证如此重要以至已经成为证人证言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于当前证人证言的问题与对策也主要集中在如何促使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如何设计证人作证与质证的具体程序上。在我国民事诉讼经历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洗礼、正在实现结构转型的今天,对特定含义的“案件真实”和“正当性”的追求已经把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应然性命题,提到了制度建设的日程上来。”

第一，国外关于证人的范围大致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分有两种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将运用其所掌握的知识、经验，对特定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并提出相应意见的人称为“专家证人”。而在大陆法系，这种掌握专门知识的人被称为鉴定人，而不是证人。证人（zeuge）指向法院自述亲身经历的具体实施的诉讼第三人。从英美法的传统来看，证人包括两种：一种证人是仅仅依靠感觉器官“感知”案件有关事实并形成记忆的人，这种证人又称为非专家证人（lay witness）。另外一种证人，是指基于其所拥有、掌握的知识、经验，对案件所争议的事实作出判断并提出“意见”的人，这种证人又称为专家证人。

第三，两大法系规定了各有特色证人询问制度。研究的参照集中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两种代表性证人询问制度。交叉询问虽然可以有效地揭示证人证言中的不实之处,但在庭审中诉讼进程很容易被当事人双方询问技巧所左右;在大陆法系的质证中证人采用自由叙述方式,能够保证证人陈述的完整性、连续性,可以有效防止证人受当事人的诱导和控制,但由于证人概括性的回答,易使诉讼争点混乱,使作为案件裁决者的法官产生不当的偏见和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