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视角下的我国网约车监管的法律问题与对策_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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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研究现状

    网约车作为一种新兴行业，在国内起晚较晚、发展快，学界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互联网约车的专著、编著，相关的学位范文数量较少，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报刊文章、会议纪要和大量的互联网资料。由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有限，因此本部分主要对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

从服务对象来看，网约车从早期的电招出租车发展而来，实质上是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的组成部分。因此学界从政府规制的角度大多将其归为城市出租车的一种服务方式展开研究。荣朝和首先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出发，明确公共交通的概念，将出租车行业置于广义上的公共交通领域下研究，网约车平台企业的规制也需要在框架之下进行，提出几个具体建议:严格监管网约车平台、建立适应新兴行业发展的规制体系、推动私家车有条件的进入客运市场;胡承华着眼于利益分析视角，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出租车行业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与潜在冲突，进而提出转变观念、建立协商制度、循序渐进的推动改革试点，不断完善规制体系的建议;贺银凤从网约车行业兴起的根源以及所带来的现实利弊展开分析，认为应当从提升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出租行业经营的多元化和优质化、以科技创新推动出租车行业管理的角度出发，由政府建立约租车市场的规范准则，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单平基在网约车兴起的早期提出，软件的加价约车功能违背了强制缔约中的价格强制义务，从契约正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弱势群体会因无法使用软件而失去平等缔约的权利，所以应当取消加价功能，将网约车软件接入声讯电招平台，实现不同群体间的契约实质性正义。

法学界也是较早关注网约车行业的学科之一，特别是在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进行监管以及专车第一案的开庭审理之后，多位学者从行政法、经济法等角度展开研究，同时重点关注了《征求意见稿》以及《暂行办法》的合法性问题。在目前所有针对网约车的研究中，法学领域的成果数量居于首位。

在行政法研究方面，张效羽认为《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存在明显违反行政法的条款，主要表现在违法增设行政许可项目、行政许可条件，并且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减损了公民权利、增加了公民义务，欠缺可执行性。同时提出政府应当将网约车管理的立法层次提升到法规立法层面，制定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为互联网租约车的行政规制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顾大松也同样认为尽管《征求意见稿》存在定位问题，但是“专车”立法是防范化解风险、推动互联网行业创新的必然选择。“专车”立法应从地方性法规入手，构建容纳网约顺风车”的立法模式。

侯登华在《网约车规制路径比较研究一一兼评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介绍了各国对网约车监管采用的不同监管路径，提出我国的网约车监管应立足于我国社会现状，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摒弃部门立法弊端，通过委托立法方式制定监管规则，在借鉴各国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各地实施试点改革，选择适当的监管路径；唐清利在《“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中主张通过混合规制模式即“合作监管＋自律监管”模式对网约车进行监管，可通过此种规制模式推进社会财富再分配和社会公共服务市场化，并提出地方政府对于网约车监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李后龙、俞灌南和潘军锋在《分享经济背景下网络约车民事案件的疑难问题》中对网约车市场出现的各种纠纷的处理难点进行分析，从多维视角把握网约车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彭岳在《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一一以互联网专车为例》中认为规制者在监管网约车时不应将这种“互联网＋”新业态视为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并采用全有全无的规制策略，而应践行回应型规制策略，减少行政干预；刘权在《分享经济的合作监管》中分析了分享经济即共享经济通过传统模式监管存在的不足，包括监管理念不符合分享经济的本质、监管措施的实效性低且过度依赖事前监管、监管依据重硬法、轻软法等问题，提出分享经济需要依靠尊重自我监管的合作监管、重视软法开展适度的行政监管；陈东进在《互联网专车时代政府管制的范式变迁》中提出网约车交易属性和传统出租车不同，所以在互联网约车时代，对网约车在内的出租车行业的监管应采取新范式。范式的变迁表现为监管主体由单一的政府监管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合作监管、监管方式从注重微观监管向注重中观与宏观监管过渡。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网约车的研宄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并集中于网约车产生的原因、现状、发展动因、商业模式以及对涉及产业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如BrishenRogers在《Uber的社会成本》中认为通过信息平台撮合供需机制和“脱域”技术,互联网约车平台可有效地解决传统出租车行业突出的安全性､隐私和劳工标准等问题,应鼓励网约车经济的发展;Schor在《分享经济的辩论》中认为网约车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传统出租车行业利润下滑､从业者工资下降且工作条件与保障制度受到侵蚀｡随着网约车这种新兴产业的影响增大,学者们开始探索如何对网约车进行有效监管｡Ranchord知的研宄指出共享经济的发展对政府进行行业监管带来严峻挑战,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相比,未受到系统监管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共享经济性质的网约车其公平性会受到质疑,但对于网约车这种新业态的监管不应一开始监管过严,否则会损害其创新性,提出应制定较低限度的法律要求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开放的规则;RobertBaldwin､MartinCave和MartinLodge在《理解调控:理论､战略与实践》中提出对新兴产业应采用回应型规制理念,即国家行政权力应谨慎介入新兴产业,在适当使用“威慑”和“服从”等传统规制方式之外,应更多的采用说服和惩治等综合策略;AmyKristinSanders和NatalieChristineOlsen在《重新定义诽谤:在互联网时代上社区的心理学意义》中指出虽然消费者和服务者能够通过网络支付系统较为快速的建立起信任,但是却可能应网络平台对信息的滥用或维护不当导致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受到侵害,所以应加强对网络平台信息安全维护能力的监管;AndyWilliamson在《大数据及其对政府的影响》中提出对于互联网企业的监管,政府部门应开放思维,积极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和网络平台信息优势,这样便可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MollyCohen和ArunSundararjan在《在PtoP分享经济中的自我监管和创新》中称各类互联网经济中网络平台本身便具有良好的自我监管能力，政府职能部门应根据这一特征，及时转变监管观念，对此类主体既予以监管又可将其作为“监管伙伴”，共同承担监管责任。由于网约车产生之初对其认识不清，加之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并且不符合原有的监管秩序，使得各国政府大多采用抑制或抵制其发展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大致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否认网约车合法性，如法国、德国对UberPop(网约车的一类)服务发布全国禁令,其重要原因是法院认为Uber经营的网约车服务实质上构成了“人车合一”的出租车业务,而此类驾驶人员未按要求取得出租车营运资格,此类行为自然应予以禁止;另一种是将网约车纳入己有的出租车监管体系中,如英国网约车需要申请执照方能运营｡但随着对网约车研宄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了网约车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对原有产业的变革力量,提出构建新的监管制度和创新性监管措施以改进监管现状,进而促使政府改革对网约车的监管理念和方式,这些理论成果使更多的政府开始试图接纳并引导网约车发展以带动经济发展､解决城市拥堵等问题｡最先承认网约车合法性的是网约车平台Uber的诞生地加利福尼亚州,该州交通监管机构于2013年9月制定了针对网络平台的监管规范｡科罗拉多州于2014年6月通过州立法承认网约车合法性,随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立法机构于2014年11月通过也立法实现了网约车的合法化。

二、范文提纲

引言

一、网约车概念及政府规制特点

（一）网约车的概念

1.网约车概念及运营模式

2.网约车的特点

（二）政府规制的特点

二、我国网约车政府规制现状

（一）网约车监管概述

（二）我国国家层面网约车监管规定概要

（三）我国网约车细则出台经过及解读与对比

1.各地网约车细则出台经过

2.各地网约车监管相关规定的解读与对比

三、现行网约车体系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网约车政府规制不充分

（二）网约车监管措施不配套

（三）规制手段的路径依赖

四、网约车规制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规制思路

1.根据网约车共享经济性质选择監管模式

2.整合网约车监管与传统出租车监管

（二）调整网约车监管内容

1.规范网约车准入和退出制度

2.强化网约车市场运行监管

（三）引入多元主体互动机制

（四）完善规制手段

1.明确网约车监管法律原则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五、总结

三、参考文献

[1]George W.Douglas. Price reation and optimal service standards: The taxicab industry.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J], 1972(6): 116-127.

[2]Roger F. Teal, Mary Berglund. The impacts of  axicab deregulation in the USA [J].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1987(21): 37-56.

[3]Bekken.J.T. Taxi Regulation in Europe[J].Final Report, 2003.

[4]Bruce Schaller. Entry controls in taxi regulation: Implications of US and Canadian experience for taxi regulalion And deregulation [J] TransortPolicy,2007(14):490-506.

[5]荣朝和，王学成，厘清网约车性质推进出租车监管改革[D].综合运输，2016,(01):4-10.

[6]胡承华.互联网时代城市出租车行业治理的国外动态与启示[D].城市，2016,(01):59-65.

[7]贺银凤.从“打车软件”的兴起看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J].经济论坛，2015,(04):144-147.

[8]单平基.从强制缔约看“打车软件”的法律规制[D].法学，2014,(08):143-154.

[9]张效羽.互联网租约车规章立法中若干法律问题分析[D].行政法学研究，2016,02:60-68.

[10]顾大松.’’专车”立法当议[D].行政法学研究，2016,02:69-77.

[11]唐培. 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对策[J]. 智能城市, 2016(9).

[12]徐伟. 我国网约车监管困境、成因及对策[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17(6):28-34.

[13]邢译文, 仉紫童, 李苗苗. 公共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地方网约车新政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世纪桥, 2018(4).

[14]潘亮. 地方政府对网约车监管对策研究[D].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15]何鹏.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网约车管理对策研究[D]. 广西大学, 2016.

[16]楼秋然. 美国法上的网约车监管理论与实践——兼评七部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J]. 政治与法律, 2017(10):1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