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对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_开题报告

国外研究现状

G Cassel（1916）：提出了购买力平价学说，其一价定律将汇率与物价直接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外汇汇率变动影响价格水平的变化。Krugman（1999）认为汇率的波动会引起货币蛇值国家发生通货膨胀，而货币升值国家则会出现通货紧缩。

John B.Taylor（2000）：提出低通货膨胀环境会导致汇率对于国内物价水平的低传递效应的假设，并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Yingfeng XU(2000)：分析了年区间内人民币汇率与我国物价之间的关系，人民币持续值是我国物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和我国物价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二者相互影响。

Phylaktis和Giradan（2001）和在对我国汇率市场研究中发现，因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将带来人民币汇率下调的预期，从而导致人民币贬值，这将进一步加剧国内物价的上涨。

Lu.Mand和Z.Zhang(2003)通过方法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给我国物价带来的影响，人民市汇率下调会导致我国物价总水平上涨，发生通货膨胀。

国内研究现状

尹力博（201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受到来自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个方面的通胀影响,与内源性形成四六开格局，输入型通胀的影响在三个季度到一年的时间段尤为突出。并且来自贸易渠道的影响强于来自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卫彦琦（2017）：认为国际贸易、货币途径、成本因素是近年来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途径。

叶阿忠（2017）：美国加息政策对中国经济实际产出的长期影响是正向的，美国扩大广义货币供应量m2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除短期会给中国产出水平带来正向影响外,其他方面同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影响正好相反。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对我国实际产出影响是正向的。

王鹏（2017）：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运用VAR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主要贸易伙伴国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研究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得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的通货膨胀呈现出显著的“输入性”特征的结论。

张新宇（2017）:对人民币对国内规律的传递理论进行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与物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人民币升值可以起到抑制物价过度上涨的作用,但是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程颖慧（2018）：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分析得出我国受国外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贸易收支传递渠道对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较大。

陈创（2018）：认为近年来央行钉住通胀目标的利率政策是有效的，但由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相对有限,使得其对通胀的调节作用不具长期持久性。

李丹（2018）：通过研究汇率波动和货币供给与我国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是显著的,国内消费者物价水平会随着人民币内在价值的提高而升高,而短期则是,通货膨胀由汇率引发的不完全性传递效应是比较低的。

蒋丽丽（2019）：通过利用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共1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流动均会推高贸易国的物价水平，而证券投资资本的冲击却反而会抑制物价的上涨。

王洁（2019）：通过研究人民币汇率与消费者价格变动的关系，认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对消费者价格的变动有一定解释力,而且对进口价格和国内消费者价格具有不完全传递效应 ,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刚开始呈正相关关系,随后呈现反向变动。

卢德义（2019）：汇率波动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但是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指数变化率的变动影响很小,通货膨胀指数变化率在受到汇率的正向冲击后,通货膨胀指数变化率有短暂的滞后,随后出现迅速下降的趋势。

B. ^范文提纲格式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二、汇率传递与输入型通货膨胀理论基础

（一）汇率传递的内涵

（二）汇率传递的理论模型

（三）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

（四）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汇率波动对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一）汇率波动对输入型通胀的理论影响机制

（二）汇率波动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理数据分析

四、规避汇率波动对输入性通胀的影响的对策与建议

C. 参考文献

[1] Gustav Casse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s,1916

[2]John B.Taylor. Low Inflation, 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 44, pp.1389-1408

[3]Kate Phylaktis and Eric Girad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Transition Economies:China[J].Economics Development,2001,vol 64

[4] Lu.M and Z.Zhange. Exchange Rate Reform and Its Inflationary Consequences: A Empirical Analysis for China[J].Applied Economics,2003,Vo1135189199

[5] Paul Krugman, Barry lP. I Bosworth, Richard N.Cooper. Domestic IPolicies in a Global Economy [J].Brookings Trade Forum,1999, pp.73-103

[6] Yingfeng Xu.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0 11,262 -27 7

[7]蒋丽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动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J].中国物价,2019(07):40-43.

[8]王鹏. “一带一路”国家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

[9]程颖慧.国际贸易视角下的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07):168-170.

[10]陈创练,龙晓旋,姚树洁.货币政策、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的时变成因分析[J].世界经济,2018,41(04):3-27.

[11]李丹.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贸实践,2018(05):108-109.

[12]张新宇.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7.

[13]叶阿忠,朱松平.美国货币政策、国际原油价格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17):155-158.

[14]王洁.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15]卫彦琦.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途径、影响和对策[J].改革与战略,2017,33(04):60-63.

[16]尹力博,韩立岩.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征研究:程度、来源及渠道[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31(07):5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