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问题
问题一、1.你认为造成区域严重不均衡的原因还有哪些？
答：（1） 一方面西部资金缺乏，需要大量引进外部投资，另一方面投资环境不佳，筹资困难。资金缺乏是目前西部开发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西部增长的最大难点。建国初期，国家曾对西部地区注入大量资本，创造了西部地区历史上最快经济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央政府投资重心向东部的转移，而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回落。目前西部还没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现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积累率低，自有资金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长期处于紧张运行状态，生产过程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状态，限制了企业素质的提高。另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普遍不佳。从投资的硬环境来看，西部地区各项基础设施虽有了一定基础，但整体上仍显不足。从投资的软环境来看，我国自1979年对外开放的重点一直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不仅给予了东部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同时还给予了东部地区在税收、信贷、投资及进口贸易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经济增长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境内外资金继续倾向于东部地区，无形中亦加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而西部地区体制改革滞后于东部地区，不仅人的观念更新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西部地区投资的人才环境、劳动力素质、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足也限制了区域外的资本流入。西部投资的软、硬环境欠佳，难以给外商和国内商形成良好的地区形象，阻碍了招商引资的顺利进展，也影响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2） 一方面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素质低，另一方面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迟缓，经济体制尚未理顺。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比重大，（贵州、甘肃为70%，新疆为75%，青海为84%）而这些企业大多建于计划经济时期，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档次低，债务负担和社会负担沉重，企业整体素质不高。而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总量大小，发育程度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而国有经济体制尚未理顺，市场程度低使整个西部经济受体制影响较大，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增多。
（3）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财政应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西部的实际要求财政积极支持相当一部分竞争性领域的企业。财政支出应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财政活动应收缩到市场失效的领域上来，财政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及社会保障，这是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必然趋势。但在西部大开发中，由于西部市场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于一些老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财政要担当起义不容辞的责任。
（4） 一方面开发西部需要大量优秀人才，但另一方面西部各省区普遍存在人力资本贡献率低、人才大量流失的问题。西部省区存在着区内人才难以流动与人才向区外大量流失的“两极化”现象。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以及体制、观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西部省区人才需求调节难以进人正常循环轨道，人才的省域内流动呈现迟滞态势，存在着人才既缺又多的矛盾现象。据调查，西部省区有约占1/3的科技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西部还缺乏激励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的机制。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吸引下，很多人才直接流向沿海地区，而这些人才往往是西部地区急需的紧缺人才和业务骨干。
（5） 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尚不完善，实际上未能很好地解决缩小地区问发展差距的问题，甚至在一些方面做出了不利于西部加快发展的制度安排。一是过渡期转移支付不仅分配资金仅占全部转移支付资金的1.8%，而且在测算方法上还缺乏科学、客观的依据，使其难以达到解决分税制后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二是在税收返还方面，由于现行分税制保留了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既得利益，西部各省财政收入基数低，增长慢，获得的税收返还增量小。三是1994年在增值税“一刀切”的税种划分没有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造成各地音乐不均，差距越拉越大。四是地方税改革不到位，缺乏税基大、涉及面广的主体税种，使西部地区地方财力增长后劲不足。由于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而不能征税，致使地方不断通过收费壮大自己的财力，造成收费项目大、规模大，甚至费挤税的现象。五是现行企业所得税收入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导致政府对所属企业进行不必要的干预或提供不合理的优惠。另外，对于西部落后地区，由于分税制前对本地区小企业投入、培养不足，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因此地方企业所得税规模很小。六是省以下政府间共享税种过多，对调动地市和县级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出现了过分强调增强上级财政的调控能力和层层集中的趋势，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2.如何鼓励资金向西部流动？
答：西部大开发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由于投资环境不佳，投资供给不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供给是当务之急。
（1）实行投资补贴。对西部地区的企业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产品改造和基础设施等投资和到西部地区新增投资给予补贴。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充分借鉴。
（2）尽快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建立执行有关长期性投、融资政策的机构，由财政预算投资形成其资本金，多渠道的筹集资金，根据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投资优先部门，确定投资额度，充当政府投资的代理人，把计划、财政、银行的政策性投融资业务捏合起来，形成有效的政府投资运作。
（3）尽快支持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一方面可增加企业的投资供给，一方面可解决银行对西部地区的“惜贷”问题。
（4）加大财政贴息力度。用财政资金为西部地区企业或能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项目支付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引导企业和民间投资，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等方面的开发，收到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之效。
（5）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即发行西部开发建设国债，将其发行、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产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
（6）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制定具体办法，对到西部投资的企业家或单位给予奖励。
（7）利用证券化融资渠道直接融资，通过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
（8）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制定投资诱导政策，如减免税收、放宽投资贷款条件，鼓励、吸引民间投资参与西部大开发。
3.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对改善区域发展不均衡有何意义？
答：经济发展摆脱不了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通过改革而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有条件比较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既不能以单纯追求公平来牺牲效率，因为如果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就没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又不可因着意强调效率而忽视、放弃社会公平，因为分配不公、不合理，不仅会刺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和承受力，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当然，防止分配不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既不能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又不应加大贫富悬殊、放任两极分化。至于诸如"脑体倒挂""非商不富"等不正常现象，则本身就是国民再分配不当、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扭曲，须尽快改变，否则也会加大分配不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基础，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基点和层面上来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既允许先富后富，提倡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上拉开档次，经济发展和效益上体现出差距，鼓励在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发财致富，以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避免加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特别是制止非法致富，禁止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并通过改革把劳保福利变为国家既承受得起，又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加强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这样，就便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初次分配反映效率和差距，又通过国家调节的作用进行的再分配体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一切，更离不开法律和法治。
为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必须处理好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不能把精神生产排除在国民再生产和再分配体系之外，因为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乃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在现代社会，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与日俱增。因此，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劳动及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变为商品，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又不能使精神生产、文化领域以及政治行为都一概简单地适用商品交换和市场法则，因为它们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和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能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而不能要求与之亦步亦趋甚至予以销融和吞并。否则，就不仅会妨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能动的反作用，而且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而社会分工，既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互为因果。所以，发展市场经济绝不等于要全民经商和一切社会关系商品化、一切经济关系商业化。现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是需要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与之相配合，否则，经济发展就缺少后劲，还会失去动力。即使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重发展，也在努力建设为其物质文明服务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性质不同而已）。任何对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削弱和损害，都将导致扼杀经济发展本身。为此，就必须为创造性智力劳动及其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之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同时从法律上明确地区分和界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和精神生产要素，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等等，以避免构建市场经济关系时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使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更高，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商品及市场经济关系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要求也更突出，就更需要有完备的市场规则和严密的法制保障。否则就会失序和乱套。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覆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而且要求把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作为其运行空间，要求突破区域限制和关税壁垒。因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广延性，市场机制本能地就趋向于广泛联系性和不受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区域性扩大到全国性，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一般说来，市场空间越宽广，交换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高，资源配置也越易趋于合理。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不但与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主义尖锐对立，并且与狭隘的关税保护、封闭的双边贸易不相适应，而要求整个世界市场都畅通无阻，连为一体。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封建主义的遗物，又是权力经济惯性的表现，使企业"婆婆""保姆"争属，令出多门，限制和阻隔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破坏了机会均等，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顽敌。而关税壁垒不过是它们在对外贸易上的延伸，是闭关锁国习俗遗留下的经济屏障而已，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可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接轨，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合拍。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促使我们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使国内法律制度和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规范相衔接，国内市场运行规则还应符合有关国际惯例的任务。为此，就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不能简单、完全地移植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打破空间界限，不囿于姓"资"姓"社"，积极、大胆地引进和借鉴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和法律规则，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通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便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收到超前和简便之功效，从而大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国际性与注意中国国情并不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调配、适用各国特色的国情。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是西部大开发，整个西部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这是因为：第一，西部地区最落后。这种落后是全方位的，包括发展环境、经济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世纪之交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虽说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东西部差距依然在持续扩大，区域间发展矛盾进一步凸现。究其原因，固然有自然、历史、社会等既定条件的约束，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的不确定性和地区发展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政策手段的乏力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必须及时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统一对西部大开发的思想认识，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使西部大开发真正取得实效。第二，西部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西部地区有人口3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1/4以上；有土地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3以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西部大开发都具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运行的战略作用；其次，西部地区拥有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一方面，西部拥有相对丰裕的自然资源，这是我国未来若干年内工业化快速扩张所高度依赖、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储备，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性资源。另一方面，西部既是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又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西部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是我国绝大多数河流的发源地，生态退化已经影响到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生产生活；沙尘、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已经波及到了全国广大地区。只有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实施西部大开发，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广大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才能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逐步加以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绝不仅仅是为了西部而开发，更是为了全局的战略性开发。西部大开发是全国各个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第三，西部大开发关系到民族和谐和边疆巩固。我国民族区域和民族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区域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因此，区域发展和民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区域发展差距同时也表现为民族发展差距。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区域发展战略来看，要解决好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就必须推进西部大开发。只有通过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民族平等的权利才能体现、民族团结的局面才能保持、民族互助的责任才能落实、民族和谐的社会才能实现，构建全民族和谐社会的基础才能牢固。另外，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事关国家的国际形象和边疆安宁。从指导思想上应该明确，西部大开发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社会账，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要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坚定不移地推进西部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