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道家思想 (2)(二)

  1、为保身养真而投身美丽自然。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所谓“虚”指内心无思无欲，无欲则静。凡有皆起于虚，动皆起于静，所以世间万物虽然并没有力量，但最终归于虚静。为了确保有这种真性，陶渊明对现实社会所发出的宣言，是决不委屈自己的个性。他在诗中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之三》）由以上诗句可以看出陶渊明为了确保自然之性，执着的坚守自己的情趣。因此他采取了几个方法来达到保性养真的目的。

其一、为避乱世以保身。通常乱世的人们，多数思恬退以保身，如老了在衰周之世，主张淡泊少欲，以保天真。陶渊明也处于晋宋易代的乱世，所以他也想尽力避免战乱而保持自己的天性。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慨叹自己生于乱世之世，为安身保性，所以“甘贫贱以辞荣”。  

其二：为弃名利以保身。老了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但人们常常贪图功名利禄，最终因此伤害身心，所以老子谆谆告诫他人，当“知止足也”。陶渊明对老子这句话领悟最为透彻，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感士不遇赋》中又说：“既轩冕之非荣，岂蕴袍之为耻。”正是他不慕荣利，弃名利如敝屣，所以他不在意人生的富贵通达，也看轻世间的喧闹浮华，他乐意和乡间老农论麻话桑，和知已谈诗说文，甚至在为饥饿所迫时，也不愿与官场俗吏委蛇周旋，或对达官践人低声下气。  避乱、弃名、弃利是陶渊明“保身任真”的一种消极途径，投身大自然才是他“养真”的积极方法。于是他选择了隐居，希望回到大自然中去。陶渊明回归到自然，并不是说明他逃避政治现实。生活中的他要不是为生计所迫，根本无心投身污浊的官场，但多次仁隐充分说明他对官场并没有兴趣，开荒田园，采摘菊花，吟诗抚琴，闲话桑麻，这种生活更让他感到愉快。“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诗人归隐不完全是离弃政治，而是因为诗人本身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热爱者，是一个平和恬淡的君子，而归隐山林正是诗人热爱生活的体现，正是诗人身上那种文学的浪漫气息与道家的闲散生活情趣赋予陶诗的生活的美。 

2、因淡泊无为而徜徉世外桃源。  道家因见社会政治黑暗，人心巧诈，于是想恢复上古的安详社会，而主张小国寡民的理想国。老子说：“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无为而治，使人民恢复太古，归于纯朴。陶渊明生于晋宋乱世，道家思想盛行之际，也有复古思想。《桃花源记》一文可说是陶渊明根据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绘制而成的一幅蓝图。老子提倡的处虚守柔保身全真的人身境界，是后代士人隐居避世的理论基础，他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社会则是后代文人梦寐以求的理论基础。庄子游戏人间的处世态度和持神任已，天人合一的人格精神境界，则是隐逸文化的核心。陶渊明追求身性的自由高远和天人合一的人格精神，他受到传统隐逸文化和魏晋隐逸之风的深刻影响，他的咏史之作，赞美贤士高隐是有所寄托的，旨在抒发自己的隐居之志。他作品中的人物，已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面目，而是赋予了作者本人的理想色彩和感情色彩，赋予了任适自然，宅心玄远，超乎世俗的魏晋玄学精神。他隐居自然，期望过着小国寡民的生活，在他笔下的《桃花源记》借用了《老子》“小国寡民”和《庄子》“至德之世”的思想文化材料，然而又不是其简单的翻版和复制，它具有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包含着作者大半生的隐居躬耕生活的经验和人生品味，寄托着陶渊明的生活理想。  

3、躬耕归隐中追逐陶诗的自然之淳朴。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老了重在天道天然。陶渊明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虽然《庄子》一书中也曾肯定过躬耕、劳动，但庄子对躬耕的意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陶渊明不仅长期从事躬耕，而且对劳动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这些诗句都表明诗人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与东晋人一般多追求的虚幻和脱离现实的旷达有本质不同，其中有丰富的内涵。他认为躬耕劳动是实践自然主义的开端。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陶渊明的诗歌中处处体现了魏晋玄学思想，也是道家思想的新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