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诗人毕竟是诗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仅有侠士的豪爽和仙家的洒脱是不够的。李白自身其实并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或政客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即政治上的知识和能力。政治家对人与事物的认识应当是深刻的，首先是对自己。而李白对于自己的能力却过于自负了，他以为自己决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有着经国济世之才，应当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实际上，他的官场知识几乎是零。他的个性狂傲张扬，放浪不羁，这些都是当官为宦的大忌，可他却浑然不觉。包括他的一些嗜好，都是在官场中很忌讳的，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并不在意别人如何看待。比如李白嗜酒，他的诗中有许多是写饮酒的，这本是文人雅士的爱好，“‘游’于‘酒’中，酒成了解放和自由的象征，成了精神和生命的支柱。” 但若在朝中作官就应当注意场合了，应当把握好度，而他总是不能把握好度。早在开元十七年（729），李白在安陆拜谒李京之时，就曾因酒后行道中误认李京之为魏洽，未及回避，以致获罪，后作《上安州李长史书》以谢，辞甚谦卑，诚惶诚恐，但是他的这一弱点却始终得不到改正。他的好友大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写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旧唐书•李白传》也记载：“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 这些活脱脱写出李白放浪形骸纵情诗酒的形象。可是，如此做诗人可以，做官则难，连皇帝召唤都不听的人，还能做官吗？另据书载，李白因作《吓蛮书》为朝廷立一大功，玄宗要给他很多赏赐，但他却拒绝了，只要求准许他此后在宫中能畅饮美酒，自由走动。这虽然可以表现出他的率性，但是有谁愿意议论朝政的大堂之上晃着一个天天喝得醉熏熏的人呢？
作为政治家，应当十分熟悉和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长于处理与所处环境和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李白则不然，在适应和处理这些关系时恰恰显示出能力的低下。早年在蜀中时，李白曾拜谒过渝州长史李邕，因二人意见不合便起身拂袖而去，临别还写《上李邕》诗：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一方面把自己比作大鹏鸟，有着“直上九万里”的雄心和才能；一方面讽刺和挖苦李邕，对李邕轻视他“年少”和“大言”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件事反映了李白心高气傲和不易与人相处的特点，而这恰恰是一个政治家的大忌。天宝初年，李白供奉翰林，由于不善结交，加之与同僚处不好关系，常遭打击。《新唐书•李白传》载：“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辙沮止。” 力士脱靴一事，从李白从政的角度看，只能说是他政治上极不成熟的一个表现，逞一时之意气，争一时之高下，结果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毁掉了一次“功成身退”理想的可能的实践机会。高力士的一个小计，杨贵妃的片言只语，就使他在皇帝面前不能得到信任，最后不得不“恳求还山” 。李白作于天宝三载（744）的一些诗歌，真实地反映了他欲去还留、犹豫不决的两难境地，如《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诗云：“予欲罗浮隐，犹怀明主恩。踌躇紫宫恋，孤负沧洲言。”可以看出诗人此时虽有归志，但踌躇未定。再如《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诗云：“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表明了谗谤之言日趋尘上，使诗人感到不但功成无望，而且祸患将及，去意遂决。其实，不仅是他的不易相处，包括他在此时的犹豫不决、进退难定都是与他成为一个政治家的既定目标格格不入的。
作为政治家，还应当头脑清醒而理智，能正确判断形势，而李白恰恰不善于观察和判断，对于政局的认识感情多于理智，直观多于深思。其最大的败笔便是晚年投军永王璘。李白以为璘出师东巡是奉朝廷之命，遂作诗以颂之，并欲藉之立功报国，有句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永王东巡歌》）他不了解肃宗与永王之间有矛盾，还以为永王璘出师东巡系奉玄宗之命，又获肃宗认可，乃至于幻想连翩，以为立功报国的时候到了。这一举动不仅当时使他不见谅于唐朝统治者，受到系狱、流放等残酷的迫害，以致垂暮之年经历了很大的风险；而且以后也不见谅于一些学者文人，如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便说过：“朱文公云：‘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
所以，李白始终成不了政治家，也就无从实现他的人格理想。他的可悲之处在于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始终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艺术化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梦想中。他本属于诗的王国，却偏偏要往政治圈里走，结果只能是导致在政治生涯中的尴尬，李白一生都在追求绝对自由的理想人格，这使他异常鄙视世俗人群与腐儒，然而在干谒权贵时,李白却不得不使用各种世俗手段往来周旋，委曲求全，像他为自己制定的原则是“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可是事实上却不得不“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还曾经写过如“生不愿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一类的肉麻的吹捧话，这份尴尬是难以言喻的，个中滋味恐怕只有李白自己才能真切的体会到。他直到走完狂放而坎坷的一生也没弄明白，在现实社会中，仅仅有个性、有理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具有实现理想的能力才行。因而，李白虽有济世之志,却由于庸常的政治才干与见识而屡屡受挫,导致他一系列政治悲剧的发生。理想与能力的突出矛盾是使他无法实现“功成身退”理想的又一方面的原因。
综上所述，李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不愿通过科举的道路入世，而想通过隐居、求仙获取声望，从而在官宦名人荐举下，“平交王侯” ，为帝王师，并在实现“济苍生”（《梁园吟》）、“安社稷”（《赠韦秘书子春》）的理想后退隐。李白“功成身退”的人格理想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社会现实和诗人自身的能力都没有向诗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格理想的必要条件，因而无法“功成”就已经是必然的结局了。在李白的人格理想中，功成是其身退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身退只是诗人设计的功成后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缺少了大的前提，又在实际中遭遇了种种的矛盾和尴尬，身退就成了李白痛苦和无奈的选择，但又是必然的选择。 李白人格理想的积极意义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尴尬(六)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