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的开篇之作——池莉的《烦恼人生》可以说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她以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生活流程，展示出“烦恼”的人生。作品从印加厚半夜里被孩子掉到床下的响声惊醒，开始了他一天的琐屑、沉重、烦恼的生活。清晨他匆匆起床，排队上厕所，排队洗脸，然后给儿子热奶、催孩子起床，收拾停当后，急匆匆地背起孩子汇入滚滚的人流。经过两个小时的挤车、换轮渡、送儿子到幼儿园，终于踏着上班的铃声跨进了车间大门。但从车间门口到班组需要一分半钟的时间，所以记考勤的老头不客气地划他迟到。令人烦恼的事接踵而来，上午评奖金，一等奖不再“轮流坐庄”，而这个月恰好轮到他得一等奖。午饭后到幼儿园看儿子，因惦记着为父亲和岳父筹办既少花钱而又象样子的生日礼物，又到厂副食店里转了一圈。下午应付了参观的人们，工会小组长因为一个工人的结婚来收礼钱，又被厂长叫去训斥了一顿。然后是下班接孩子，再挤车，再乘轮渡，回家吃饭。刷碗时又听到所借住房要被拆掉的消息，接着又洗衣服。上床时已是深夜11点36分，老婆又告诉他，她表弟明天要来武汉，就住在他们家里……
很多新写实小说就是用这种直面现实生活的态度消除了观念的重负，他们都是这样冷静地直面现实，真实地再现生活。这些小说仿佛让人感到，文学就像一只粗糙的大手，它毫无情面地撕去了生活诗意的面纱，裸露出一片千疮百孔的庸常图景。《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些标题本身就已经揭示了对日常生活的庸常体验。在这里，人们看不到浪漫的激情，看不到气势磅礴的事件与傲岸不群的人物，小说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俗气、琐碎、渺小、杂乱、沉闷。故事的主人公一方面不停地奔波操劳，一方面又碌碌无为，在日复一日生活之轮的碾转下，他们的生命已经疲惫不堪，激情与浪漫丧失殆尽。
实际上，新写实小说的这种创作观念与西方文学史上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作品有着众多相似之处。由于不再为先入为主的某种观念提炼生活，呈现在作者笔下的生活比传统现实主义更客观化、更原生化。同时作者也放弃了对生活加以概括而用来教化百姓的职责，不作居高临下的教导者，而是如实地写出他所看到的一切，让读者在全景式的总体关照中自己去观察、领悟、思考，给读者以更大的自由和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显示出大众化、世俗化的平民意识。
（二） 从塑造典型人物到写普通人
作为人类审美地掌握现实的一种精神活动，文艺创作是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统一，文艺活动的这一基本特性集中表现在典型创造中。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由于作家的审美理想、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等各不相同，典型化的具体方式或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不论采用什么方式、经由何种途径，文学家都必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个基本规律，即在典型化过程中，作家总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和具体的矛盾冲突反映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和某一类人的本质特征。恩格斯在谈到《城市姑娘》的问题时说道：“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经典表述，也是对现实主义创作要求的最高境界。
建国十七年小说《林海雪原》、《红岩》、《创业史》等，这些作品所塑造的一大批英雄人物形象如杨子荣、江姐、许云峰等早已深入人心，征服了一代代读者。按照近代英国作家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划分，优秀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是单一型的圆形人物。因为一方面这些人物并非简单化的类型人物即“扁平人物”，他们的性格往往有着多重性和复杂性，也有对人物心理的深层次开掘与剖析；但另一方面，在这些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中，始终又都有一个主导性的方面在起作用，人物的复杂性往往只是一种陪衬。这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某一类人的本质特征。在今天看来，“许云峰”、“梁生宝”、“陆文婷”，他们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词汇，成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关键词，成为认识、评价一类人的符号。这即是我们所说的“典型人物”的创作。而从人物的精神类型来看，这些典型人物往往又都有一种崇高的力量，使我们为之感叹，为之动容。即使是写普通人和小人物，实际上也是在写一个个英雄式的普通人。这些英雄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都具有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和昂扬豪迈的乐观情绪。
新写实主义作家放弃了典型人物的塑造，他们认为典型人物是作家刻意拔高的产物，处处透出人工雕琢的痕迹，他们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是复合型的圆形人物。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真正的普通人，生活平平淡淡，没有大波大折、大悲大喜，性格也善恶难分，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一样普普通通。在谈到典型人物塑造时，别林斯基和方方的两段话可以说代表了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追求。别林斯基说：“典型的本质在于：例如，即使是描写挑水人的时候，也不要只描写某一个挑水人，而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的挑水的人”［4］；而方方在谈到她的《七哥》时则说：“对于七哥，我想我只不过是从许许多多与之相同的人中顺手拈来的一个。”［5］这两段非常通俗的话，可以说深刻道出了典型创作与非典型创作的真谛，道出了典型创作与非典型创作的本质区别。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来看，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一天到晚承受着多重的精神烦恼，既有分奖金时意外被欺的激愤不平，也有厂领导不分青红皂白责备下的委曲苦楚；既有妻子的喜笑怒骂，也有与女徒弟若隐若现、丝丝缕缕扯不清的情感纠葛。欲望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冲突使得印加厚的人生目标和人物个性显得那样的卑微和庸俗，那样的朦胧和迷离。他算不上一个典型，只能算是生活中的一个原型，因为在印家厚身上你既看不出他作为工人阶级这个“类”所代表的本质特征，也没有“这一个”的鲜活个性，更谈不到在他身上寄寓了什么时代精神和本质趋向。他只是一个未经过滤的、未经雕琢的普普通通的劳工，作家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生活的符号记录下来而已。像印加厚一样，新写实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这种贫苦农民、待业青年、普通工人等下层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在这些人身上作者很少赋予他们积极进取的一面，而是着力展示他们灰色的精神状态。反英雄、反典型就成为新写实小说真实观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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