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看法既抹去了高老头几十年来对女儿无私奉献的爱，又抹煞了高老头悲剧的社会根源。在王政复辟时代，贵族门第又重新受社会的重视，而高老头不过是个面粉商人，因此两个女婿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他这个老丈人的地位。他的这种出身也使两个女儿在丈夫面前抬不起头来，正像纽沁根太太所说：“旁人看我是巴黎最幸福的女子，实际是最痛苦的。”正是这种可悲的处境使她们想对父亲尽一点孝心也无能为力。纵然高老头仍有万贯家财，也无法买来他在女婿面前的地位。钱财总有用心尽时候，他的悲剧结局是注定会出现的。也就是说，高老头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它反映了王政复辟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也有力地揭露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互相勾结，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把中小资产者一步步逼上绝路的残酷现实。高老头本来是小市民出身，他发迹后没有巩固自己的地位，甘愿回去做一个贫穷的小市民。作为一个小人物，他被那些毒蛇猛兽蚕食是必然的，他的女儿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吞没。作者对高老头的惨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也对他那无私奉献的你爱给予充分的赞美和肯定。
要说高老头有错的话，并不是错在把钱都给了女儿，而是错在他上升到资产阶级地位后，不该去攀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行不通的。丰厚的陪嫁送出去了，即没有给两个女儿换来幸福，又使自己重新落入社会底层。早在160多年前，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就在《乔治•党丹》和《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嘲讽了一些资产者的虚荣心。17世纪的资产者用金钱去攀附贵族行不通，进入19世纪的资产者没有必要去攀附日益衰亡的贵族阶级了。当初高老头如能给两个女儿各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婿，既能继续做他的面粉生意，也不会被女婿拒之门外，他的悲剧不就避免了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其一，高老头很难说是哪一阶级的人物，论社会地位，他基本上属于小市民；论思想表现，他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为女儿奉献了一切的“父爱”的典型。其二，高老头是作家塑造的完全“值得人们同情的对象”，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他的“本来面目”不是“追求金钱的本性”，而且“崇高的父爱”。其三，小说中通过高老头悲剧谴责的主要对象，是雷斯托伯爵和纽沁根男爵那样的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而不是高老头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女性既有上流社会妇女极端自私、冷酷、虚荣和生活放荡的一面，又有想尽孝心即无能为力的一面。其四，高老头悲剧的直接意义在于揭示了王政复辟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并且揭露了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互相勾结，一面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一面把中小资产者一步步逼上绝路的残酷现实。
以上是针对高老头的一些反思和认识，那么结合高老头人物形象的创作，当我们重新解读巴尔扎克的时候，我们能从他的创作思想中受到哪些启示呢？
启示之一：面对现实，忠于现实，真实地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
巴尔扎克主张，文学是社会的一现，文学的使命就是要描写社会。他说：“形式没有了，文学必须转而描写概念，寻求人类心中最细致的情绪。”这种最细致的情绪隐藏在哪里呢？巴尔扎克认为只有到现实社会中才能找寻人类细致、丰富的情感。文学艺术家要把现实生活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作家对现实的关注，是创作一部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巴尔扎克提醒说：“‘伟大的作品’的创作者们经常在‘研究社会思想’的创作者们经常在‘研究社会思想里的状况’，他们‘审视它，探摸自己时代的脉搏’，‘体察它的病痛’，‘观察它的面貌’。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作家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丰富的现实生活的。”①当现实以“丑”的形式出现在作家面前的时候，巴尔扎克并没有美化现实，而是忠现现实，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摹写现实。
所以，我们在巴尔扎克的笔下看到了法国贵族的衰落史；看到了以《高老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发家史；看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史。总之，巴尔扎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生动的法国社会风俗史。这样一部生动的风俗史。是建立在巴尔扎克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判断之上的。深入的观察，使他们看到了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理性的判断，使巴尔扎克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巴尔扎克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把贵族们描写成了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说：“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②当现实生活和人类的欲望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当下的作家要学习巴尔扎克这种面对现实，忠于现实，真实地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经历了各种艺术观念和艺术技巧之后，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应该是面向现实的，我们不能抛弃前人留给我们的艺术经验，尤其是巴尔扎克勇敢地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
启示之二：艺术家要追求自由的创作境界。 对高老头形象的反思看巴尔扎克创作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三)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