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野研究对民族教育的意义
摘 要：田野研究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从实求知是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坚持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要求民族教育田野研究从民族教育实际出发收集研究资料。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不排除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的理论指导。从实求知的原则要求民族教育田野研究以求知、求是为根本目的,走出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泥沼,超越认识论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极对立,在全面获得真实资料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理论提升。
关键词：从实求知；民族教育研究；田野研究；方法论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为了“求知”、求是”，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自不待言，对于人文科学研究来说，由于其研究对象以及对象和研究主体之间充满了价值问题，研究结论有可能呈现多元性，因此重视相对观念、强调多元视角，但这仍是其“求知”、“求是”的研究目的使然。认为强调研究的主体性、强调研究对象的价值多样性是否定人文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认为人文科学没有“求知”、 “求是”的研究目标，都是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极大误解。
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费孝通先生的《从实求知录》，题名中的“从实求知”，体现了费孝通先生的治学原则，从实地调查以及身边社会事实的观察、体悟中提炼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真理性认识。费孝通先生“从实求知”的治学
原则，是对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总结概括，也是我国实事求是思想传统在学术研究中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对于任何学术研究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本文拟结合民族教育田野研究，谈谈贯彻“从实求知”方法论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从实求知的研究原则要求民族教育田野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
近些年来，受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真理的客观性以及真理观的“符合论”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却未见确立起另一种更令人信服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具体到人文科学研究来说，承认价值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也不能否定认识上的普遍性的存在。有人类学家在反思中外人类学方法论时正确指出，“我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相对主义者，同时是一个社会认识论的普遍主义者。这两种观点，这两种心态，似乎存在着立场的对立。然而，我能理解他们的统一，一个人类学家若不能相对地看待他人的文化，就很难理解这个文化；他若不能理解实践这个文化的人也是人，就很难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1]其实，不独是人类学研究，在所有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中，这样的原则也是普遍适用的。对于所有人文学科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研究者站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直接影响着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把握。正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达到认识符合事实的效果，研究者要在“主位文化立场”与“客位文化立场”之间有清醒的意识，做出合理的选择。只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态度，像研究客观的自然现象或者客观的社会关系那样去研究人文现象，就不可能揭示人文现象的本来面目。在这里，强调客观主义研究态度和研究立场，恰好会得出背离实际的结论。强调从实求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仅是防止价值问题、文化问题上客观主义研究态度的重要原则，也是走出一般认识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极对立的重要方法论思想。任何科学认识，从其最初的知识来源上说，都应是对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或者关系的认识或理解。但是，科学认识不排斥从已有概念和理论推演出新的理论知识，这与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从先验观念推演出来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不同的。从已有的，对事实的一般认识推演出的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用一般把握具体的认识方式，这种认识方式有其科学依据和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却存在一种危机：一般既然不可能概括全部的具体，那么在用一般推演新的具体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原来概括的具体附加给新的具体，也有可能把新的具体中的特殊性用概括中的一般取代或者忽视"这是科学理论运用于具体实际的“双刃剑”特征。从实求知的方法论原则，基于对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的认识，要求超越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认识的极端性，力图全面真实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以便形成有效的实践智慧，解决问题，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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