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末，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合计为1400亿元，比年初减少47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5.16%，比年初下降2.46个百分点。其中，深圳发展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双上升；中信实业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加，不良贷款率持平或下降；其他7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双下降，其中以交通银行下降最多。
三、不良贷款形成的主要原因
目前，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在信贷资产上，而数额庞大的不良贷款，已使银行步履维艰，如何“戴着镣铐跳舞”，分析其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对今后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有着重要意义。
（一）内部原因
1、“三查”制度流于形式
“三查”是指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这是对贷款的发放及管理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据媒体报道：“上海首富”周正毅曾以他在静安区的估值不足70亿元的200多亩土地为抵押，从两家商业银行获得70亿元贷款；之后又将这笔贷款中的一部分转存入浙江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并从该行开出高于实际存款额的存单，以此存单为抵押，再从其他银行贷款。通过这些拙笨的手段，竟然先后从银行获取贷款逾百亿元。试想，在“三查”过程中，若真正地按规章制度办理业务，以长远和发展的眼光真正分析客户的市场价值，而不是盲目求大，不分析企业的生命周期，争先恐后地挤进所谓的“上市公司”、大企业的“船”，就不会出现这一系列让人震惊的数字。
2、违规发放贷款
规章制度不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真正约束人们行为的工具。近年来，随着整个社会法制意识的不断健全，信贷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贷款的发放与管理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但受各种利益的诱惑，信贷人员或管理人员违规发放贷款形成损失的现象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主要的表现为：
（1）超授权、授信发放贷款
授权、授信是根据银行的资产状况、经营规模等由总行向其设定的权限，超权限部分应报上级机构审批。某些银行认为这样做程序太烦琐，为了方便，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超授权、授信发放贷款。孰不知，因其能力有限，不能从全局的角度来审视该项贷款的风险性，会使银行贷款损失的概率加大。
（2）逆程序发放贷款
在日常生活中，逆向思维可能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但在银行办理业务，逆程序只会可能使银行蒙受损失。例如，异地银行承兑汇票在持票人拿票来贴现时，应先对该票进行查询，得到确认后才应转款。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先贴现后查询”的现象。其实，这样，查询已由防范风险的一道防线变为走过场的无用功了，那么，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风险的可控度又有多大呢？
（3）违反国家政策发放贷款
目前，国家禁止向不符合规定的小钢厂、小铝厂等企业发放贷款，虽然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并且其收益足以偿还贷款，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存在是不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若银行向其投入贷款，虽可在短期内取得业绩，一旦政府的政策督导力度或调控力度加大，这些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一夜之间就要下马，那么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则是不可估计的。
3、道德因素
从风险控制角度来讲，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的控制可以遵循系统的规章制度，借鉴成熟的风险管理思想和方法，使用先进的系统工具。但是，道德风险是属于人的思想意识方面，不可控性很强，因此道德风险已成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上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尽可能的防范、控制和减少道德风险，将成为今后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银行内部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内部的管理控制问题，即经理人员处于追求本群体利益的动机而做出的有损于银行利益的行为，例如增加费用、隐瞒利润、擅自开展高风险业务等。二是银行的信贷人员在不确定因素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为一己私利有意违规发放高风险贷款。三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敷衍塞责、玩忽职守等。
（二）外部原因
1、融资结构的失衡
我们经常听到、看到部分企业由于收缩贷款而陷入危机，从而使银行出现不良贷款。这从一个方面暴露出我国经济领域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融资结构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融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直接的拨款改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从禁止企业间违规拆借，到各类财务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组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的组建。虽然企业获得资金的途径越来越多了，但从整个社会目前的融资结构考察，中国仍是典型的间接融资型金融机构。以2003年为例，全年的信贷投放是2.99万亿元，而证券市场的筹资仅有800多亿元。这样严重不平衡并有所扭曲的融资结构，使风险向银行过度集中。事实上，银行体系最终承担着经济波动的大部分风险。同时，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对风险管理基本忌讳的犯触：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许多企业是“白手起家”，靠银行的输血维持着，其自身严重贫血，而银行一旦停止输血，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企业瘫掉不说，银行也蒙受巨大的损失。
2、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虽银行在几次改革的过程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其改革始终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滞后性”，导致了信用风险过度积累和延迟显现，形成了大量显性的和隐性的不良贷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风险分类方式相对落后
在目前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的形势下，仍有部分金融机构采用“一逾两呆”或以此结果作为考核指标。在中国存在了二十余年的“一逾两呆”分类方法，体现了转轨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路径依赖，这种方式缺乏严格、科学的风险评价标准，无法客观揭示贷款的真实质量，只是简单地以时间为界，使大量的风险贷款从技术上得以正常贷款的形态出现。此种方法虽已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固有的思考模式在一部分信贷员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正在推行的五级贷款分类虽使人们的理念发生了转变，重心向“风险性”靠拢，但从技术上讲，定量分析所需要的强大信息和技术支持并未及时跟上。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信贷人员或管理人员很难摆脱管理方式主导下定性分析的约束，使信用风险的分类监测缺乏一定的依据。 浅议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对策(二)相关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