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其与东亚各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已相当密切。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东亚进出口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近50％，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0％来自东亚各经济体。尽管如此，多年来中国与东亚这些经济体的贸易联系还仅仅停留在“自发性”的交往上，缺乏长期的、机制化了的经贸互惠安排。这种状况使贸易交往很容易受贸易对象国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也很容易使贸易与政治挂钩，从而影响到中国对外经贸交往的健康、稳定发展，严重时，将阻碍对其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在没有机制化安排的情况下，这样的贸易交往成本、风险都非常巨大。再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看，国内市场所内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将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威胁与挑战。中国经济虽然一直在蓬勃发展，但其有效需求不足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并呈逐年递增趋势（见表1），而且，中国对外贸易又严重依赖美欧日等发达市场。（见表1）如此之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了较强的国际层面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加大。此时，一旦与区域内外某一或某些重要贸易对象国发生严重冲突或重大摩擦时，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这凸现了中国经济在面临外部市场不确定性时具有较大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中国应大力推动旨在建立紧密的双边、多边或区域性的经贸合作上，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创造区域利益共同体，从而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提供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后方”。
不仅如此，WTO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烈挑战，如何迎接这种挑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长期的课题。纵观东亚整个地区，东南亚、东北亚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地缘战略带：一是东南亚，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经济对东南亚的辐射力明显增强。中国已成为东南亚诸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东南亚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站。
表1 1998－2003年中国对外（及对美、日、欧盟）贸易依存度
项目 贸易依存度（％）
年份 全年
进出口总额 对美
进出口总额 对日
进出口总额 对欧盟
进出口总额
1998 33.7 5.7 6.0 5.1
1999 36.4 6.2 6.7 5.6
2000 43.9 6.9 7.7 6.4
2001 44.0 7.0 7.6 6.6
2002 50.1 7.9 8.2 7.0
2003 60.3 9.0 9.5 8.9
平均 44.7 7.1 7.6 6.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海关统计计算所
2. 中国国内发展模式
日本学者关志雄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古哦内部将出现以上海雁首，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的“雁行发展模式”。即通过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在中国国内形成一种雁阵发展形态，现阶段的中国的产业区域转移趋于活跃，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条件和原因：一是国土面积辽阔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较大。二是由于地理，气候条件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地在资源附存结构上的差役，三是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买方市场”的形成，特别是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入和地区间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性镇壁垒的弱化，国内时常竞争的加剧，促使企业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来提高资源培植效率，提高市场竞争力。
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了 “走出去”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对推动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也很大影响。依靠谁“走出去 ”和进行“西部大开发”？有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重复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主要依靠国家计划和口大财政支出推出“走出去 ”和“西部大开发”，二是利用已经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建立在企业自主判断基础上的产业区域转移，指定恰当的战略，，瑞动和鼓励民间企业充当“走出去 ”和“西部大开发”的主要角色，而国家仅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方面提供支持。显然，后一种思路有更多成功的把握。
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不平衡性，鼓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的那些已经先于完成体制转型的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将家中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整合和形成，加快各区域内部和全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并环节加入WTO后的冲击。这种情形也适用于中国国内每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地区间的时常壁垒正在不断的被打破，使得要素的流动变得通畅起来，国内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采取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可分为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转移。
（四）“雁行模式”遇到的挑战
1.“雁行模式”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领头雁”日本的投资策略。作为一种投资必须强调投资的收益。以及注重发展自身的利益。因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贸易主导型，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９０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宾馆、办公楼等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９０年代以后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技术转让方面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向东亚国家经过近20年的引进日资过程，不仅没有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反而导致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对该地区的投资日趋类同,如在ASEAN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如矿物开采、机电、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一方面帮助ASEAN国家实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也帮助该地区实现了贸易升级；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并且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出现类似上世纪拉美的“新型种植园化”， 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和对日外资的依赖。
2． “雁行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这个梯度差正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日益缩小，客观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十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弱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进行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的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版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3. 客观的说，“雁行模式”的危机不单来自于作为“雁头”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战还来自于“雁身”和“雁尾”之间。因为这几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型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五）“雁行模式”的成果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雁行模式引起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客观地评价，日本90年代以前，日本通过直接投资对东亚推行的“雁行模式”确实对东亚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闻名世界的“东亚经济奇迹”，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实现的。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是东亚各国引进外资，吸引技术 的主要来源国。在东亚经济起飞之时，恰是日本国内纺织业、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衰弱，而机械、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之时，因此，，日本对东亚“加工组装型产业”的投资，不仅顺应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为日本出口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的：吸水池。不仅如此，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依次从亚洲NIES到ASAN，一直到中国不断扩张，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然而日本为了保持在东南亚的控制地位，始终把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基。日本企业在对东亚直接投资中采取标准化或即将淘汰技术的转让，虽然暂时保持了在东亚经济中的“雁头”的地位，但同时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内传统产业与东亚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因此，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不仅无法挽救东亚经济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难保，使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也明显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雁行模式”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其结果，至今也没有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合作体系，更无法组成亚洲经济共同体来与欧美和北美相抗衡。
(五) 和“后雁行模式”时期如何发展 中国与东亚、东南亚的经贸关系(二)相关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