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职业道德在转型期的缺失(二)

存在着不正之风和各种丑恶现象，势必各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混乱，价值取向上的错位。
 2.新闻职业法规缺位
 权力使人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人不受制约地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古往今来，这已成为一条毋庸辩驳的铁律。从古希腊时期第一条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在探讨限制权力、使之为人民服务的有效方法。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逐渐形成了为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观点，即必须通过法律制度和新闻舆论对人民赋予公务人员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使之不致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制度缺位是指制度中心内涵的伦理精神并没有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 [1]徐浩然. 电视人职业精神缺失与重建的经济分析 http://www.zijin.net/gb/content /2005-03/11/content_5947. 2005-03-11 12:40:56
 [2]陈力丹. 思考矿难记者失职:舆论监督本身也需监督 http://www.qianlong.com/2003 　-09-28 18:28:39
 [3]新华社4记者繁峙矿难违纪 新华社以此为警 http://www.qianlong.com/2003-09-27 　 13:14:01
 [4]繁峙矿难: 金元宝“绊倒”11名记者说明什么 http://www.qianlong.com/2003-09 -19　 10:25:22]，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作为我国根本思想的价值观念，仅仅停留在政治和道德要求上，还没有具体的制度设计，形成有效的制度导向和约束。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而能够使其达于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的唯一有序方法是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新闻事业的特点是使其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介入社会公共空间并参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建构。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构成社会秩序的两个方面，相对于道德建设，制度安排处于优先地位。因为道德建设的最终解决理想信念的最终确立，都必须以现实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协调为前提。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使各种矛盾和冲突受到制度有效的调控，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道德的力量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彰显构建有利于新闻职业道德的合理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2.1.新闻业自身机制缺失
 现在对传媒的监督，大的方面已经有很多了，例如政治导向方面有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经营方面有国务院的法规及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的行政规章。各种有偿新闻，包括记者接受贿赂，法规和规章都有禁止条款。在实际生活中，记者“赶会”拿红包并非特殊现象，免费看戏、看体育比赛和旅游等等也司空见惯，因而发展到像这11名记者那样，收受较大数量的金钱，并不令人惊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现象为什么长期存在而得不到遏制。在这一领域，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尽管早在1991年就有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但是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表明，有近半数的新闻工作者不知道它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遵循它了。一个健全而有效的自律机制，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准则，而是在执行程度上，这是当前我国传媒界亟需的。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传媒的领导机构能够这样处理自己的违法的记者呢？1996年3月，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目标。但从我国目前的现实看，不仅法制建设的总体进程不能跟上现实发展的需要，更直接的是我国的大众传播法制化尚处在一个不够完善的过程中。尽管我国已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大众传播的规则条款，但以《新闻法》、《出版法》和《著作权保护法》为主体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我国的对新闻传播的监管调控基本上还停留在以人治为主的层面上。由于没有成立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没有具体制度作保障，没有形成监督机制，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毫无可操作性，新闻道德建设最后只是停留在呼唤的层面。松散的、个别人的、非制度性的监督往往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付性措施。这样的措施或制度因此也只能起到蚊子咬大象的效果。。
与英国、日本等国制度化的传媒自律相比，我国的传媒自律监督机制远未成熟。由于社会监督乏力，传媒内部防腐倡廉的任务主要由本单位的纪检部门及主管主办单位的纪检部门完成。主管主办单位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而传媒内部纪检部门往往看不到，或即使看到也不愿意、不敢揭露问题。任何手握权力的人，都有可能受到诱惑。记者这个职业，虽然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壁垒，但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部门，即便出了一点小事，媒体声誉受损是小，最重要的是有可能损害公众的信任，从而扰乱了社会平衡机制正常功能的发挥。因此，新闻行业内部的机制建设，丝毫松懈不得
 2.2.传媒法制建设力度薄弱
 新华社在9月15日播发的国务院批准处理6·22矿难责任人的电讯中，只是简单提及“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没有透露新闻记者的尊姓大名及“严重经济违纪”的具体情节，但一个事实已不容回避：11名记者在矿难采访中收受当地负责人及矿主的钱物已是不争的事实。消息一出，社会上一片哗然：到底是哪个记者收受贿赂？收受多少贿赂？ 面对质疑声浪，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分别是：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从9月15日到9月26日，虽然才短短的11天时间，但对于一向是时间为第一生命的新闻媒体来说，11天是不是太漫长了些？为什么不能在第一时间将渎职人员公诸于众，而要拖到11天之后呢？如此大规模的受贿行为的报道竟用一句话来概括，媒体在面对社会不法行为是一向都是挺身而出，哪怕是面对某些政府官员时也毫不畏惧，怎么一到自己头上时竟寡言少语了呢？对传媒失范行为的认定与处罚，我们缺乏严格的标准与刚性，这不仅直接危害到传媒及其传播行为本应具有的客观公正，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全社会正建立起来的对法律制度的信赖与信心，同时也不利于传媒从业人员自我规范意识及传媒业自律意识的形成。对职业道德失范行为缺少相应的惩罚力度，甚至对其错误行为轻描淡写，如此的从轻发落只会造成更多的人以身试法。对记者的监督主要依靠传媒自身来执行，然而传媒本身也是利益单元，因此，对传媒人的渎职应加大惩处力度，从传媒管理者自身检讨处罚力度问题，是目前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这可以使舆论监督中少一些谋私利的事情。
 其实，记者的丑闻，并非一国之独有。全球闻名遐迩的纽约时报社，今年也爆出了造假和获普利策奖的名记者侵占通讯员采访资料的消息。除当事人被辞退之外，执行总编辑也辞职以谢社会。而所谓“侵吞他人采访果实”，连通讯员也站出来讲情，说是受该记者委托和聘用而去采访的，照我们这边有些人的看法，或许根本就不成问题。然而，《纽约时报》仍然“挥泪斩马谡”，不敢徇情。可见，在各项社会规范和运行机制已经较为成熟的国家，新闻行业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其内部操行有着严厉的禁区。[ [5]繁峙矿难引出新闻腐败:竟有11名记者被收买 http://www.qian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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