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与高加林形象比较分析及美学分析-开题报告

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和20世纪后期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高加林被称为中国的于连。1830年，司汤达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近邻德国和遥远的俄罗斯两位文学天才的注目。而在本国，《红与黑》即遭到了冷遇。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小说主人公的“道德残忍”。 1982年《收获》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我国当代作家路遥的《人生》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一些人的理解和支持，尤其在青年中，引起了一场关于人的价值讨论。在拍成电影之后，《人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但也有些人认为高加林的追求会被一部分青年人效仿，影响道德和社会风气。虽然中外评论界对其褒贬不一的评论甚至争论一直不断，但影响很大。

根据所收集到的文献和资料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于连和高加林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不论是两人的爱情生活经历，还是两个人的生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和到最后的失败结局都不无相似之处。例如张克立在其范文《寻找自己的位置——高加林，于连形象之比较》就从两人的生活背景，生活经历，对爱情的态度，理想的奋斗目标等方面来比较高加林和于连形象的异同，说明高加林既是中国的于连，又是独特的高加林，是于连精神的延续。[1]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罗文敏,肖锦龙,李晓卫在其文章《反观于连和高加林的共性》中对于连和高加林从环境背景不同,性格内涵迥异，个人奋斗目标不同,追求方式以及爱情态度的不同,情感体验迥异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来说明人物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以及这一性格对潜在发展趋势和追求理想目标的影响。[2]

关于爱情，有学者认为高加林的爱情也是“超越爱情的‘爱情’”,“于连和高加林的‘爱情’悲剧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社会因素造成的,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心中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他们的‘爱情’体验,只能算是异性间的简单吸引和结合,正因为是‘简单的结合’,才会使他们那么冷静,那么理智地去对待他们的情人”[3]但有些不这么认为，如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罗文敏,肖锦龙,李晓卫在其文章《反观于连和高加林的共性》在文中就认为爱情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感情,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爱情既然是感情,就有其主观而非客观的一面———随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应此主张用宽容开放的眼光看待和评价爱情，。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连和高加林形象的分析，有从社会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分析于连和高加林的行为形成的原因以及理想和形式。但对人物在社会中，人生的平衡点上定位不够。我认为于连和高加林的人生定位和意义是值得深思的。

也有很大一部分学者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来研究于连。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贺晓梅在《理想我与真实我的撞击———《红与黑》中于连悲剧形象的精神分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分析《红与黑》中于连悲剧的成因及其背后的心理动力机制，阐述于连个体人格在理想之我和真实之我的冲撞下的扭曲和对其外在行为的影响.说明真实存在是人格健全的标志。[4]

同样的高加林身上也是现实的我和理想不断的撞击。现实情况和自我理想的矛盾。高加林身上同时交织着“乡土的反抗和背离,守望和回归”。[5]于连的失败是“真实自我的复归”。高加林的失败，有些研究者认为,高加林的失败源于对黄土高原的背叛，然而高加林却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一种打破农村闭塞落后的超越。他的失败是自我超越的失败。如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茹燕在其范文《背叛之上的人生超越——高加林形象分析》中就认为高加林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不应当只关注失败的结局,而应当看到失败所带来的新的血液。高加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首先有勇气完成对自身的背叛。虽高加林仍热爱生他养他的土地，但不愿做土地的奴隶，他身上那种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和追求,那种坚决改变农村落后习俗的改革精神使他不断去追逐理想的自我。[6]

同样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于连形象的特点还有很多学者。如湘潭大学黄海宁在《从心理学角度论于连坚持不上诉的原因》中认为于连的内心一直以来都存在渴望被关爱、被尊重,渴望绝对的自由与安全。而从这个渴求被关爱，被尊敬的心理角度看，于连一直都在追求自由平等的，渴望被关爱的，而不是什么野心家资产家，而只是单个追求幸福关爱的人，只不过因为人生价值观念的误导，生活环境的无奈造成了这样的局势。[7]

相对于高加林身上同时交织着“乡土的反抗和背离,守望和回归”特征。，于连身上的两个自我更加明显。于连身上有着性格方面两个矛盾性。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欲望所引发的向上爬的野心;其二为极重个人名誉的自尊心。司汤达本人曾有明确的解释:“红意味着于连·索雷尔如果早些出生，就可以当兵，但是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他应该当教士，这就是黑的由来。”红与黑也显示着于连性格的二重性。如[8]曾繁亭在其范文《“一个人有两个我”——于连形象新论》中说到于连精神内部极端的个人野心和高度的个人自尊心，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自尊心刺激了个人野心;野心又助长了其自尊心。而当野心与自尊心相悖离的时候，自尊心便去抑制这种个人欲望的无原则膨胀。野心和自尊心同居于于连的精神内部，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幼时便接受了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观念所赋予于连的自尊心总是占据着主导、优势的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自尊心规定着于连在追求个人野心的时候，所以于连不会象哇列诺那样“为了讨得上司的喜欢，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同样，上司也就关心他的前程。’”，[9]也不会与当时社会同流和污。这种平民的强烈的自尊心下的独自奋斗者命运中有悲剧性。

高加林和于连，相似却不同。爱情上的差异，奋斗形式的不同，命运虽同样是失败，却前景不同。高加林向往城市的冲动,渴望能大有作为,身上集中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矛盾心理和对人格解放的探寻对文明的接受和向往。于连活在红与黑的时代，为实现理想，虽在形式上放弃了拿破仑式的奋斗方式，选择了黑，但骨子里那中渴求平等的红的精神都没放弃。于连的死，透露出红的未来。

目前，对于连和高加林形象的解读多样，分析人物的切入点也不同，选择运用的原理也各异。但于连和高加林给我们的带来的那中渴求自由，自尊，渴望理想的实现的精神有强烈的震撼和启示。

二、范文提纲

于连和高加林的心理特征

二人的生活环境差异

自身原因对于性格的形成

于连与高加林的奋斗目标和手段

于连的奋斗目标和手段

高加林的奋斗目标和手段

于连和高加林对爱情的态度

于连对爱情的态度

高加林对爱情的态度

命运归宿

不同角度看于连的命运

不同角度看高加林的命运

三、参考文献

[1]张克立，《寻找自己的位置——高加林，于连形象之比较》，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22卷第2期，PP. 23—27

[2]罗文敏,肖锦龙,李晓卫，《反观于连和高加林的共性》，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2月，第10卷第4期，PP.74—78

[3] 刘绿宇.于连和高加林悲剧的文化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0,(9): 68~71.

[4] 贺晓梅，《理想我与真实我的撞击——《红与黑》中于连悲剧形象的精神分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1月，第17卷第1期，PP.66—69

[5] 肖向东,刘钊,范尊娟.中国文学历程(当代卷)[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9.

[6] 茹燕，《背叛之上的人生超越——高加林形象分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8月，第7卷,第3期, PP.181—183

[7] 黄海宁，《从心理学角度论于连坚持不上诉的原因》，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6卷第6期，PP.42—44

[8] 曾繁亭，《“一个人有两个我”——于连形象新论》，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PP.73—77

[9] 司汤达《论了红与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l962年版。

[10]杨喜军：《浅析<人生>的爱情悲剧——兼评高加林、刘巧珍的形象》，《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第2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