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虐于谐，嬉笑成文章——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谐谑特征-开题报告

“百年一金庸 ,金庸说不完。”2 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 ,金庸的出现是一个奇迹。本文所要简单讨论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谐谑特征”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金庸小说传入大陆，并迅速受到了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遂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陆逐渐出现了研究金庸小说的学者教授，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推动了大陆“金学”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在“金学”研究领域，大部分有成就的范文最终都整理出版，有些专著甚至完全是以范文集的形式出现的。

国内研究现状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自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开始，“金庸”这个名字就响彻整个华人的世界。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渐受关注的领域。相对于精英小说正襟危坐的写作方式，金庸小说以滑稽搞笑的姿态、“谐谑”的笔触表现出深刻的人生态度，在轻松诙谐中感悟人生。观察其作品这一“谐谑”因素，可以了解香港乃至整个中国流行文化的发展轨迹。

娱乐性是金庸在谈及文学及武侠小说时所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他所创作的武侠小说中。金庸小说的娱乐性很强,这源于金庸自觉而大量地调动和运用了一些娱乐元素,主要在于以悬念和巧合展开叙事,极力挖掘并描绘人物的情爱世界,极富神奇性与想象力的武功描写,以及充满喜剧性元素,尤其是设置喜剧性人物和赋予人物性格以幽默、诙谐、狡黠、机智等特质,从而使金庸小说既扣人心弦,又引人入胜。

“大陆金学第一人”陈墨便是成就较大者之一。九十年代中后期，陈墨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分析、评论金庸小说，内容涉及人物、情节、爱情、人性乃至思想内涵，从微观文本研究到宏观思想构建自成体系，可谓是产量最高、研究最全面的“金学家”。

陈墨先生的观点虽不乏高见，却也有牵强之处。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便于1998年发表文章反驳了陈墨先生的“反文化”的观点，认为“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此外，当年《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作者陈平原先生亦于199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文章肯定了金庸小说不同于其他武侠作品的巨大成就，而严家炎先生在这一时期亦发表了一系列范文，阐述自己对金庸小说的看法，这些文章后被整理成书出版。

国外研究现状

金庸先生的小说一向以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著称。美国畅销小说评论家阿尔·蒂尔对英文版《金庸选集》的评论独特而幽默,笑料之中透出哲理。阿尔·蒂尔对英文版《金庸选集》的评论：《鹿鼎记》，在清代，一个完全没有内力，只是智商较高，并善于逃脱术的男孩，居然成为全国瞩目的英雄人物，在中国与俄国的对抗中立下大功，并娶了很多妻子。这似乎是那些在历史上拥有许多高深内力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成就。毕竟，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和智力时代，中国虽然发展较慢，也不可避免。上古和中世纪的浪漫传奇和英雄主义不见了，成了过时的古董。然而这一趋势却与当代的潮流更为接近。所以无怪乎大多数中国读者喜欢《鹿鼎记》，连查教授也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

（三）本选题的意义

（1）文学史方面的意义：金庸小说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小说中的“谐谑”因素是一成不变，还是随着创作风格的成熟而发展？本选题将金庸小说中的“谐谑”因素作为考察对象，以对其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探究其小说中“谐谑”因素的表现及意义。

（2）社会学意义：1842年至1997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西方的政治、经济对香港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化对香港的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创作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其小说中的“谐谑”因素是否与香港独特的文化相关呢？本课题将从这一时期香港文化特点的角度来分析金庸小说中“谐谑”因素的建构及其蕴含的意义，讨论其和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系，探讨金庸小说中“谐谑”因素的运用与香港社会整体氛围的关系。

（3）理论意义：本课题在研究中要关注的不仅仅是金庸各时期小说中“谐谑”因素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要将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影响。

二、范文提纲

绪   论

一、“谐谑”释义

二、  金庸各时期小说中“谐谑”因素的表现

（一）萌芽：“谐谑”因素在金庸前期小说中的表现

（二）发展：“谐谑”因素在金庸中期小说中的表现

（三）成熟：“谐谑”因素在金庸后期小说中的表现

三、金庸小说中“谐谑”的内涵

（一）化凝重为轻松

（二）在诙谐中见深刻

四、结语

五、参考文献

六、致谢辞

三、参考文献

[1]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卢敦基：《金庸小说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潘国灵：《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王海洲：《城市历史身份:香港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

[5][澳大利亚]约翰·多克尔著，王敬慧、王瑶译：《后现代与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李丹丹：《无厘头文化的历史根源及其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艺术教育》，2011年第9期。

[7]杨云帆、常月华：《近十年来（鹿鼎记）的研究综述》，《语文知识》，2011年第4期。

[8]包兆会：《无厘头文化中喜剧的笑与中国式后现代》，《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9]王振顶：《周星驰电影与流行语“无厘头”》，《电影文学》，2012年第15期。

[10]赵芳：《周星驰电影无厘头风格的艺术运用》，《电影文学》，2012年第9期。

[11]王宜文：《香港电影中金庸小说改编的类型及演变》，《电影新作》，2007年第4期。

[12]杨德建：《香港喜剧电影研究》，《当代电影》，1997年第3期。

[13]刘惠敏：《香港文化中的本土意识透视》，《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14]胡东汶：《关于文学娱乐功能的几点思考》，《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10年第12期。

[15]马句：《香港喜剧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分析》，《晋中学院学报》，2012年第29卷第2期。

[16]叶凯：《身份的认同--金庸小说影视剧的大众文化解读之一》，《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18卷第6期。

[17]徐渊：《论金庸小说中的娱乐元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7卷第5期。

[18]伊东升：《雅俗共赏谱写武侠传奇--论金庸新武侠小说创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9]李少兵、刘义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与香港文化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9卷第6期。

[20]刘鹏艳：《“无厘头”与现代喜剧之旅—周星驰电影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范文，2007年。